人生传记（长篇连载）原创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蓝海心 发表于 2010-4-14 13:30



呵呵，竹竹
出口成诗啊。真好。

要说听戏的感受，那还真有一些。最近，我就写了一篇杂文《戏剧与人生》抄录如下：
          戏剧与人生（杂谈）
       很多人喜欢看戏，在看戏有时候，对戏中的好人总给予赞扬，对好人的不幸总富予同情，甚至会愤愤不平。戏中的好人，总不好报，十有八九都被坏人陷害、迫害、或杀害，给后世留下千古奇冤。戏中的坏人，让人可恨，恨得咬牙切齿。戏中的坏人多施展阴谋诡计，会讨好上司，因而往往平步青云。戏中坏人当道，好人遭秧，后人再为之平反昭雪。这是戏剧也是历史，一部五千年华夏史，王者兴衰、朝代更迭，历来如此。
      戏中还有小丑，让人看了好笑、可恶，但小丑命运不丑，往往能得到上司的赏赐，捞个一官半职。
    说来奇怪，人们看戏的那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同了。真正刚直不阿的好人，不一定受人尊重。相反往往受人冷落和嘲弄。说这些人太不识时务，自找倒霉。耍阴谋的坏人，仍然吃香。他们左右逢缘，飞黄腾达，真到阴谋败露。历史重演，又一次被搬上舞台。看戏的人再一次感动，对好人感涕流零，对坏人恨得切齿咬牙。
       生活中也有小丑，生活中的小丑与戏中的小丑一样，命运也不错。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现实中的人，愿意做小丑，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只要能捞到现实好处，不管死后人们怎么评说。小丑在人们的现实生活里，常常有人羡慕，被称为有“有能耐，有本事”什么事都能办成，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一些人不知不觉参加进来，成为小丑中的一员。因而也就见丑不丑，见怪不怪了。
     戏剧演绎历史，历史是过去的生活，今天的生活也会成为历史。但奇怪的是现实中，人们总把今天的生活与过去的历史分开，看戏归看戏，现实归现实。别的不说，提起那个大贪官和坤，没有一个不恨的，说起那个杀妻灭子的陈世美，没有一个不骂的。可现实中的大大小小的和坤，何其多也。形开色色的男女陈世美，又何其频也。不知猴年马月，人们才能把现实感情与看戏中的感情一致起来，而不是有目的的政治家，硬把历史与现实扯到一起。当然，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好、中、坏三种人。关键是好人与坏人都会影响中间人物，演戏也好，现实也好，都是为了教育和争夺中间派。让人们辩清是非，站稳立场。一生一世当个好人，不要做坏人。问题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好人依然做好事，坏人依然做坏事。怎么几千年过去了，这个事实就改变不了呢！
  
     人们常说：善于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演戏最后总有一个让人满意的圆满的结局，可现实中并没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来行使这种因果报应。不然，天下的恶人早就绝迹了。人为的力量，也就是法的力量 ，不能面面俱到  
，坏人很会钻法律的空子。而亡命徒们实在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们信奉好死、赖死，人早晚都得死。活一天就要极时行乐一天。被你抓到，算你狠。你抓不到我，就是我狠。死活也得与这个世界干一场。你还不要不信，这个世上还真的有这么一小撮人。还有大部分人，不是不怕死，而是怀有侥幸心理，说不定他就能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躲过法律的制裁。每天的刑事案件有多少起，无人知晓，被侦破的又有几何？总有一些人逃脱。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本性善恶争论至今，天大的本事，也管不到每一个人。大河奔流，泥沙俱下。演戏也好，现实也好，人生之路，劝君走好。
     人们常说：善于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演戏最后总有一个让人满意的圆满的结局，可现实中并没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来行使这种因果报应。不然，天下的恶人早就绝迹了。人为的力量，也就是法的力量 ，不能面面俱到  
，坏人很会钻法律的空子。而亡命徒们实在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们信奉好死、赖死，人早晚都得死。活一天就要极时行乐一天。被你抓到，算你狠。你抓不到我，就是我狠。死活也得与这个世界干一场。你还不要不信，这个世上还真的有这么一小撮人。还有大部分人，不是不怕死，而是怀有侥幸心理，说不定他就能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躲过法律的制裁。每天的刑事案件有多少起，无人知晓，被侦破的又有几何？总有一些人逃脱。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本性善恶争论至今，天大的本事，也管不到每一个人。大河奔流，泥沙俱下。演戏也好，现实也好，人生之路，劝君走好。
        如今的年青人大都不喜欢古装戏，不喜欢依依呀呀冗长的拖腔，不喜欢呆板模式化的一招一式。认为这些太脱离现代的快节奏，不如流行歌曲与街舞来得快畅过瘾。他们更喜欢现代戏及歌剧，还有小品。自从第一次春晚出现这种模式，就成了老幼妇儒共同喜欢的表演形式。小品可谓小戏，它不再表现重大的历史题材，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表现的不再是好人与坏人的冲突，而是正确与错误的冲突。小品更贴近现实，但又不同于现实。它的人物与语言过分的夸张，如同卡通片，逗人笑哈哈、哈哈笑。有的小品也有情感色彩，常常摧人泪下。赵本山是中国的小品王，他那滑稽动作和同音诣韵的语言让我们看了二十年，就像法国的喜剧大师憨豆  ，那是百看不厌。小品中一些俏皮话，很快会成为网上和日常生话中的流行语，成为人们开心取乐的话引子。戏剧、小品等艺术形式再也不像文革时期那样，要“突出政治”，显示出和诣社会的宽松环境，和人们自由放松的心态。

除了听戏之外，我还喜欢到集市上听河南坠子，山东快书，大鼓书，评书。喜欢看杂技表演，马戏表演，最惊险的是飞车走壁，上刀山。最有趣的是看小人国（侏儒）玩杂技。还有拉洋片的，耍猴儿的，卖狗皮膏药的，卖大力丸的，小时候都见识过。那时，五天一小集，十天一大集，十里八乡生意人都汇集到一起，三教九流也从四面八赶来，那热闹劲虽比不上北京的天桥，也可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大人做生意，小孩子看热闹。这样的场面，现在只有在有些电影和电视里还能看到，如今已被大小的超市代替了。可是这些儿时所经历的场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还有一种游戏现在的小孩也不玩了，那就是滚弹子，在我们那里叫弹“刀子儿”，就是玩玻璃球。这种玻璃球在小摊子上偶尔还能看到，圆圆的，有杏仁大小，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有五颜六色的花瓣。记得一分钱能买一个，我化五分钱，买五个一会儿就输光了，几乎没有赢过，也不记得输掉多少钱了，别的孩子总能从我这里赢上十个八个的。玩的时候先在地上划一条线，离线五米处，挖一个小洞，刚好能放进一只“刀子儿”。游戏开始，大家从线端用大拇指向小洞的方向弹“刀子儿”谁先进洞者为胜家。途中可以互相攻击，攻击时，先用手扎出一手的距离，然后对准离你最近的一个弹子，用你的弹子弹击，将它弹得离洞越远越好，以争取自己先进洞。我的手笨，总打不到别人，专让别人打。但，当时不这样想，总怪自己手气不好。玩这种游戏很脏，总叭在地上，弄得浑身上下全是土，回到家里常是被痛骂一顿。

期待继续。。。

在下/尊命。
就来。

戏听多了，也明白了戏文的意思。现在能记得听过的戏有，全本“包公案”全本“扬家将”“樊梨花征西”“薛平贵征东”全本“西游记”“花木兰”“西厢记”等等。折子戏就更多了，什么“呼延庆打擂”“秦香莲”“宋江杀妻”“红娘”等等，都是大戏里比较精彩的段子。我喜欢听的戏曲是当地最流行的河南邦子，还有山东吕剧，山东柳琴，在徐州这种地方戏叫“拉魂腔”。精彩处唱完一句，拖一高调长音，勾人心脾，摄人魂魄。听惯了容易上瘾，一天不听就像掉魂似的，故有此名也。我喜欢的行当，有须生，武生 。邦子里有红脸 ，黑头，二花脸，红脸和黑头的唱腔高亢宏亮，声音浑厚宽广，尤如敲响一口铜钟，那声音能和戏院共鸣，余音绕梁，经久不息。武生多数嗓子沙哑，唱不了几句，我喜欢的是他的做派，那一招一势，英武潇洒，那些小翻，抡背，旋子功，是何等了得，堪与杂技体操相比美。
    要说看戏的收获，除了了解戏文的故事，恐怕就是学会一些武功，记得住在沛县那些年，最快乐的游戏就是与小票友在一起听戏，学戏，练武功。星期天，去看人家排戏练功，有时一去就是一天，上午去了下午还要去。到学校里，就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练习。练好了就上台表演，记得除了在学校演出外，还在运动会上表演，得过表演奖。当然也惹过事，就像前面提到的，差点出了人命。后来到了徐州，就没有这样听戏的机会了，戏院子大的多了，戒备森严，难以混过去了。不过那些功夫上休育课的时候，也常常露一两手。后来参军到部队，这两下子也把那些新兵老兵震的一楞一楞的，用现在的网络语言就是很“雷 ”人。

儿时玩的游戏还有很多，现在的孩子恐怕都有听说过，比如“捻陀螺，”“打腊子”我说的陀螺，可不是用绳在地上抽打的旋转的那种，它是陶瓷片自制的能够在冰面上旋转的一种玩具。先找来一块平整陶瓷片，将它打磨成圆形，在中心钻一个洞，刚好能插进一段毛笔杆，不要太长，有3公分左右就行了。再找来一段筷子，5公分长，一头削成锥形，再把筷身削细，要能穿进笔管里，上面多出多2公分能用手指捏住，这个陀螺就做成了。玩的时候，用一根线绳在笔管上绕上几圈，左手提着陀螺，右手拉线绳，陀螺转起来，往冰面上一放，任其旋转，可以转好几分钟。比赛时，一是看谁转的时间长，二是可互相碰撞，被撞飞者为输家。“打腊子”要用两根木棍，一长一短，长的一根50公分左右，是击打棍，用来打“腊子”短的一根10公分左右，两端要削得尖尖的，这就是“腊子”可能是因为只有在冬天才玩，所以才叫“腊子”玩的时候，将短的一根放在地上，用长棍敲击短棍尖端，待棍蹦起，再用力击打短棍中部，尽可能让它飞得远，飞得远者为胜家。也可以打定点，方位最准者为胜。还可以互相攻击，杆数最少，最先到位者为胜。玩起来与现在的电子游戏一样能上瘾。
   小学三年级开始喜欢打乒乓球，那时还没有胶粒球拍，用的是光板子。别看弹“刀子儿”手笨，打起乒乓球来，同年级的没有几个能打得过我，到了五年级那可是学校的单打冠军了。开始是用课桌拚凑起来，上面放一排砖头，或两端各放一块砖头，中间架起一根竹杆当球网，从打和平球开始，渐渐学会发转球，接转球，从推挡到提拉，从搓球到大力扣杀从正手到反手，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基本上掌握了。以至于后来到徐州读书，和那些大城市的孩子打起乒乓球来，也不处下风，总能代表班级或代表学样参加比赛。真正碰到对手是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是55年下半年离开沛县去徐州的。可就在这之前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其中一件就是父母亲在54年离婚了，那一年母亲54岁，父亲52岁，我12岁。那年的署假父亲把我和母亲接到他的住地，那时父亲是铜山县郑集人民法院的院长，离沛县不太远。没住几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就回去了，却把我留下来。可才过了两三天，哥哥突然怒气冲天的来到郑集，不由分地背起我就走，记得那时是下午晚饭时分，哥哥连一口水也没有喝，背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也不停下来歇一歇擦擦汗，我要下来走，他也不让，半夜才走回家，母亲抱住我就哭。这才知道，父亲是叫母亲去离婚的，母亲生在旧社会，男人要休妻，母亲能说什么，离就离吧。就同意了。哥哥知道了，火冒三丈，冲进县法院大闹一通，还被关进拘留所，禁闭了一天。第二天，余气未消直奔郑集把我背了回来。后来，姐姐知道了，对父亲的做法也不能理解。结发夫妻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都走过来了，两个人从来没有红过脸，母亲又那样贤惠，操持这样的家庭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再说啦，两个人都年过半百还离什么婚呀。我那时虽然年小无知，但也觉得父亲不对。为什么不要我们呀！
     其实父亲离婚的理由也很简单，刚解放那会儿，政府宣传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婚姻法。凡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双方愿意离婚的都可以离婚。父母的婚姻自然也是包办婚姻，母亲比父亲大两岁，有没有感情我不敢说，父亲长年不在家那是真的，从我们姐弟三人的年龄相差这么大，可以证明这一点。像父亲这样提出离婚的老干部在当时也绝非少数，可是他为此付出代价也是相当沉重的。不但所有的子女不能原谅他，就连组织上也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给他的前程抹上了阴影。后来父亲再婚，对方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比父亲小20岁，和姐的年龄一样大，说是因为不会生育，男方提出离婚的，还是个半大小脚。（先是裹足，解放后放脚）老家是邳县的（现在的邳州市），也是个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这更让全家人不能理解，过了几年才知道，父亲看上的就是她不能生育，（其实是男方不能生育）家庭不会再有付负担。父亲再婚后调到徐州，任铜山县人民法院院长。55年下半年，我转学到徐州市袁桥小学读书，从此，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直到家62年应征入伍，不到七年时间。这七年是我一生中最辛酸最悲苦最难熬的七年。
     另一件是一次惊心动魄死里逃走的经历。那是一个夏天，我已经升入高小，知道了父母离婚的事，我和母亲一样心情不好过，性格也不像以前那样活泼好动了。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吃过早饭坐在河边出神，一会儿，我的同学又是邻居马纯向我走来，他说：“洗澡不？”我说：我不会水（游泳）。他说：“我会呀，我教你。你别怕，这河不深。”当时也没多想就说：“那好吧”脑子里好像空空的，就跟他下水了。下水后，他说了声“我先游两圈。”就像河中心游去。我也不道怎么搞的，神使鬼差地也一步一步向河里走去，慢慢地越走越远，河水越来越深，从小腿到大腿，又从腰部到胸部，脚步居然不知道停下来，水漫到脖子了，再向前一步，水漫过了头顶。这下子才傻了眼，心里才明白，自己已经被水淹了，喝了两口水，借着蹬地头浮出水面时才大叫起来：“马纯！马纯！”这时我看到马纯已经快游到河对面了，我叫了三四声他才听到，他赶紧往回游。我好像看到了希望，等他过来。我一会沉下去，一蹬地又浮起来，再沉下去，喝两口水再浮上来。不一会儿马纯终于游到我的身边，我赶紧一把抓紧他，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谁知他只会自己游，却不会救人，我抓紧他，他也游不起来了，也喝了两口水。记得当时他猛地一用力，挣脱了出去，游上了岸，在那里叫人。把我丢在水中。可是大清早哪有什么人呀，当时心里可明白了，心想：“这下子完了，今天我命休也。”(快要死了还没忘记戏词。)这样一来，反倒不惊慌了，心想死就死吧，豁出去了。我憋足一口气，把头往水里一扎，手脚胡抓乱扒起来，这口气憋得太好了，等我出来换气时，居然快到河边了，水只没过到我的腰。我高兴我高兴地大喊一声：“天不亡我，天不亡我也！”（又是戏里的词）马纯都吓哭了，见我上来了，赶紧过来和我紧紧地抱在一起，流着眼泪说：“华子，你要是死了，我也活不成呀。”一会儿又笑起来；“你小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我娘说了，我命大，我不会死。”回家说给母亲听了，可把老娘吓得不轻，她赶忙跑到河边为我喊魂，生怕我的魂被河神勾了去。

去徐州之前，母亲还带我回老家一次。老家虽说离县城不远，但母亲是小脚，要走10里路也不容易。我又不懂事，走了两步就不愿意走了，要母亲背。不然，就躺在地上耍赖，就这样从早晨走到中午才到宋庄。到家了，家里什么也没有，只看到空空荡荡的两间茅草房，还有三间没有上顶的土坯房，连个院墙也没有。我的爷爷奶奶在我出世之前就不在了，母亲说奶奶去世的时候是个夏天，父亲不在家，不能发丧。等了好多天也不见父亲回家，尸体发臭都生蛆了，母亲就用手一个个的往外拣，后来实在等不到父亲只好草草地埋了。那悲惨凄凉的情景让母亲记了一辈子，每当说起为些，她禁不住声音哽咽，泪湿衣衫。隔壁是我大爷家，大爷不在了，大娘快60岁了，有个儿子叫李本印，（小名叫双印）三十多岁，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大儿子叫高升，那两个叫什么记不清了。双印有严重的沙眼，两只眼整天红通通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几间草屋，家里也没有牲口，只有几件简单的农具。村里没有其他的亲戚，再往前走就是张光中的家了，那宅子是个大院子，地基比我们和大爷家高出二尺，一色的青砖青瓦，门楼，过道，庭院，三进三出。在那个不大的小村里，真可谓鹤立鸡群了。解放初期，毛主席视视察徐州，就是由张光中陪同的。消息传到乡下，那可不得了，都知道张家出了个大有物，都能和毛主席在一起。一下子成了老少爷们热议的话题。对张家大院那都要高看一眼，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家的后面是一条大路，对面有一条河，一座木桥勾通两岸。两岸都裁着柳树，柳枝拂摸着河面，牛羊不紧不慢地拖起尘土，还不时发出两声鸣叫，“咩！咩！”“莽！莽！”这是童年里最美丽的记忆。
    土改时，我家也分了几亩地，母亲也带我到地里看过。那地离村子不远，记得当时地里是种的豆子，长势自然比不上别人家的庄稼，长了不少兔丝草。母亲一边拔草，一边诉我这地是让舅舅家帮种的，舅舅家离的比较远，照顾不过来。地里还有爷爷和奶奶的坟墓，两边种了两颗高大的白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爷爷奶粉的坟墓，我给爷爷奶粉磕了头，就去地里捉“蚰子”（蝈蝈）去了。（冬天养在小笼子里，听它叫，很好玩。）
    在村子里好玩的还有捉青蜓，先找一根马尾，做成一个可以收紧的套子，再插到一根长竹杆上，这样就可以拿去捉青蜓了。看到青蜓，要小心翼翼地用马尾套住青蜓的尾巴，用力一甩，就逮住了。逮青蜓要在上午和傍晚，这时青蜓反应较慢，到了中午就不好逮了，一天能逮10多只呢，母亲要我戴个草帽，我也不戴，几天下来，脸就晒得像个罴铁蛋似的，回到学校唱包公都不用化妆了。
   
   后来我和母亲又去了一次外婆家，外婆家住在城北，离城不远，有二三里路。我有三个舅舅，小舅舅在城里读书，大舅二舅在家种田，我们家的地也靠他们来耕种。外公去世早，那时两个舅舅已成家，只有小舅舅和外婆过，不过都在一个院子里。由于劳力多，他们的生活还过比较优裕。外婆门前有棵枣树，结的枣子又大又甜，我常在树下用竹杆打枣子吃。记得有一天我闯了大祸，那天我在麦场上玩，傍晚，大人打完了场，把麦瓤一堆一堆点上火，烧灰做肥料。我见舅舅家的一只小狗跑过来，就追小狗玩，一不小心，左脚踩到了火堆上，痛得我嗷嗷直叫。母亲一把将我抱起，就往事场边上跑，边跑边哭：“这可怎么好哟，华妮的脚被火堆烧了！”舅舅闻讯赶忙打来一桶井水，“赶快把脚放在桶里”他边说边让我站在桶里，这一招还真灵，顿时我感到不怎么样痛了。过了一阵子，再看我的脚面子全红了，还是起了一个大疱。“别怕，”舅舅说，“用井里的污泥敷上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用这种方法也治烧伤，现在恐怕也没有人敢用这种方法。可是当时真的奇迹般地治好了，一是止痛，二是消肿，三是收敛。大概过了十多天，创面渐渐地就光滑了，留下一片表浅的疤痕。现在看来，当时应该是浅二度烧伤，也没发生感染，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又让我逃过一劫。
     
           去徐州之前，我还去哥哥那里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我哥结婚后，父亲为他在徐州利国意铁矿卫生所找了一份工作，也算是专业对口了。那是一个冬天，记得快要过年了，哥把我接到他那里。卫生所设在利国意小镇上，有一个不小的院子，大门口挂着卫生所的牌子，里面是个四合院，有内外妇儿，五官，化验X光，消毒供应一应俱全。哥在里面主治外科，针灸，眼科。一专多能，什么都干。那时镇上的人害眼病的特多，现在说，也就是沙眼，结膜炎。哥治眼病的方法也很特别，就是用蛋清治疗。来看病的人每个人都拿来一个鸡蛋，哥把鸡蛋打开，用2亳升的注射器，抽一点蛋清，往病人眼结膜下打一点， 轻的一次成功，重的两三次，就能治愈。真的有点神奇，所以病人很多，一个上午也忙不完。现在谁还用这种方法呀，专家们会说它没道理，可是那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的确确很多红眼睛都治好了。铁矿上外伤少不了，哥凭他在部队上学到技术，处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扩创缝合，包扎固定，手法熟练干净利落。哥还会针灸，他扎针，是又准又稳，来找他针灸的也是长队排起，慢慢地等。没有办法，所以眼科一三五上午，针灸二四六上午。外科急诊急治，换药安排在每天下午，上午消毒。所内医护人员只有十来个人，我哥是最忙一个。但哥是个乐观的人，爱听京戏，也能自拉自唱。每天下班,他拉着我走一路唱一路，我也跟着学了不少，本来么，我也是个戏迷呀！什么“捉放曹”“甘露寺”“借东风”马连良的这些著名唱段，我在临别时也学的八九不离十了。那时，哥的生活也很艰苦，每月工资30多块钱，嫂子没有工作，还有一个孩子。记得当时他也是两间草屋，一间厨房，没有值钱的家当，就一把京胡还不错。我在哥家住了10多天，后来就去了父亲那里。过了年，哥又送母亲去了沈阳，母亲在姐姐家生活了近二十年，1974年我第三次去沈阳，才把母亲接回老家，那年母亲已经是74岁高龄了。想不到十二年后，母亲在哥哥家中病逝，享年86岁。

灰色少年
      到了徐州，父亲住在铜山县法院的大院里。铜山是徐州市的郊县，县政府设在奎山，县法院设在徐州市内，叫什么路记不清了，向东直通和平桥，向西直通云龙山。解放前好像是所学校，因为大院外面有一个大操场，还有兰球架，单杠，双杠等运动器械。大门口挂着“铜山县人民法院”的大牌子，右边有个岗亭，昼夜有解放军战士持枪站岗。进去还有两进院子，前面是法院，后面是看守所，里面关着十几个犯人。爸爸（到了徐州就喊爸爸了）住的房子也很宽敞， 有爸爸，继母和他们的女儿 和我，四个人住在一起。原来说继母不能生育，可是结婚一年就有了孩子，而且是一年生一个，一连生了四个才罢休。这位后妈当时三十来岁，体格很强壮，个子和爸爸差不多高，浓眉大眼。如果不是挽着发髻真像个男人，又是个大脚，所以用彪悍来形容她一点也不过分。第一眼看到她就没有好感，还有三分的惧怕。最让我恶心的是她还会抽烟，爸爸一天抽一盒，她两天抽一盒，像男人一样，两个手指被烟熏得黄黄的。在后来生活的六，七年的时间里，她的确一次又一次地施展她的淫威，我虽然受尽了虐待，逆反心理也越来越强。直到我离家参军。我也没有喊过她一声妈。住在法院期间，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倒也没有太过份，一来我是刚来，二来法院这个地方也有威慑力。
     我是五年级下半学期限转到徐州袁桥小学的。小学校离法院不算远，过一个桥（那个桥就叫袁桥）转一个弯就到，第一天上学是爸爸的警卫员带我去的，见过班主任，就把我送到班上，记得我是坐在中间的一位子上。放学是一个人摸回家的，好在那个大门很好认。第二天，就是我一个人上学了，再也没有人来接送过。开始也不敢上街玩，爸爸也不准。因为在郑集住的时候曾经跑丢过一次。
           那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天气晴朗，微风轻拂，是个出外玩耍的好时机。我想出去玩，爸爸怕我跑丢了，就让两个叔叔陪我出去玩。郑集是个中等大小的集镇，有两条十字交叉的长街，不大一会就转完了。他们俩要带我到乡下看看，我说：好啊！就跟着他们后面跑。我们沿着一条乡间小路漫不经心地走着，路的两边有树阴和**地，隔不多远就有一个村庄。开始，路很直，他们在前面起，我在后面跟，还跟的上。可过了两个村子，弯路就多了，渐渐地跟不上他们了，不过还好，就是一条跟没有别的叉道，我就沿着这条路慢慢走，到了傍晚，天色突然阴沉下来，接着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我顿时傻了眼，吓得大喊大哭，风雨中谁也听不到我的喊叫。他们也许早到了家，或者藏在哪里躲雨。我从头到脚淋得像个落汤鸡，脚下打滑，行走越发困难。好不容易赶到一户人家，那家大人看到我淋成这个样子，连忙招呼我进屋避雨。问我：“你是哪家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你家的大人呢？”我说：“我是郑集的，有两个叔叔带我来玩的，他们走的快，我赶不上，就走丢了。”秋天的雷雨，来的快，去的也快，不一会，那雨说停也就停了，那家大人给我指了条道，我又在路上慢慢地往回走。那俩个叔叔回家后问爸爸：“小华回来没有？”爸爸反问：“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吗？！好哇，你们把我儿子弄丢了！”爸爸又气又急：“还不赶紧去给我找！”大家听说我跑丢了，全院的人都出动了，兵分四路分头去找，直到太阳下山时分，我才与赶来找我的人会合。打那以后，说什么也不让我出去玩了。
    法院有好多办公室，我都跑进去玩过，只是看看叔叔们在做什么，记得那时女同志很少，只有一位剪着短发和后妈年龄差不多的阿姨是位书记员，常到我家来找爸爸谈工作，和后妈好像还谈得来。院里有两个审判庭，一个管民事，另一个管刑事。那时打官司的人不多，有关系的也找到家里来。我也见爸爸亲自审官司，只见他像拉家常一样问了这个问个，有的人不配合，他也发火。大声让那家伙老实点，他常对犯人说的话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爸爸文化不高，那都是从事革命工作以后才学，我估计也就是高小文化水平，勉强看看报纸，看文件就有些吃力，常要秘书帮忙。但有些机密，绝密的文件就不能让别人代看了。所以后又调来一位有初中文化的院长，爸爸就成了副院长了。有时我也跑到后面看守所里去看那些犯人，他们被关在两个大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床铺，地上只有稻草，墙角里有个马桶，是小便用的。屋里的电灯却很亮，从早到晚都亮着。那里关的全是男犯人，不准系腰带。除了衣裤什么东西都不准带。白天都有得坐着，晚上都得躺着。放风时用手提着裤子，一个挨一个跟着走。有两个固定哨，两个流动哨。也有不听管教的。被哨兵拉出来轻的在太阳地里罚站，重的则要被打。也许那会刚解放，**罴势力还很嚣张，犯罪比较多，对待遇犯人也很严励。在法院的大院里住了近一年时间，所以这些记忆还是比较深刻的。
     第一次搬家，住在三民街，多少号记不住了。邻街而居，是个门面房。现在看来那是个做生意人的房子，因为犯了法，房子充公了，我家就搬了进来。房子的后面有个小院，小院的后身是条小河，河水污浊，有人家还往河里倒垃圾，卫生条件太差。冬天还好过，到了夏天，苍蝇蛟子多的不得了，在这里就住了一年就又搬家了。可就在这一年里，每个月要挨后妈一顿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多是为了带孩子，一放学回来就叫我带孩儿，要等小孩睡了，我才能写作业或玩一会。那小丫头才2岁多，刚会跑，动不动就哭，一听到她哭，后妈就骂，我要是申辩两句她动手就打。开始常常是被打的鼻青脸肿，口牙出血。爸爸看见，有时也说她两句。可是她往往是恶人先告状，爸爸听了反而怪我不好好地带妹妹。后来她也学得刁钻起来，专打外人看不到的地方，加上我又不对爸爸说（说了也是白说）所以常是吃哑巴亏。那小丫头好像明白了；只要她一哭，我就得倒眉。所以她更加的会发疯，她说什么你都得依着她，否则她就哭就闹。记得有一次她非要爬到院门上去玩，我怕她摔下来，没有给她上，她就大哭起来，后妈到听了，跑来问怎么回事？这小丫头竟学会她妈的那一套，说：“哥打我”可我哪里碰她一个指头哟，不用说接下我又被毒打一顿。小丫头却笑了。
        可我第一次挨打还不是为了带孩子，而是为了洗衣服。那是刚搬到三民街没两天，我在后面的小院里洗自己的衣服，隔壁的大婶看到了就说，：“孩子，你这么小小年纪就自己洗衣服，怎么不让你妈洗呀？”我说：“我的衣服从来都是我自己洗。”后妈听到了，一个箭步冲出来，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小畜牲！我没给你洗过衣服吗？”我说：“本来么，我的衣服都是我自己洗的。”我说的是事实，我的衣服，她都是让我自己洗，并且说：“我可不侍候你！”。有时小孩子的衣服她也让我洗。但是外人从来不知道这些。今天我说给外人听，丢了她的脸。她顿时凶相毕露，大打出手。上打下踢，乱打一气，我步步后退，一脚踩空，仰面跌入河中，幸亏我那时已经学会游泳，才没有被淹死。爸爸下班回来，她竟说是我自己跳到河去的。气得我咬紧牙关一句话也没说。隔壁的大婶实在听不下去了，把来龙去脉说给老爸听，她才一旁不吭声了。
      我不但得自己洗衣服，家里脏活累活全都得我来干，买煤球，买粮打油，倒垃圾，扫院子。那时自来水还没有接到各家各户，每天都有到到街道自来水站打水，开始让我用桶提，那个白铁桶能装50斤，我哪里提的动，只好半桶半桶提，她嫌我提的少，提的慢。家里有只盛水的大缸，我提不了这么高倒水，她也不帮我一把，我常常把水洒了一地，常常又要被打。只过了一年又让我挑水，两个大铁桶100斤重，打死我也挑不动，就挑两个半桶，这样就比原来快一倍了，可我每天挑下来，肩膀磨红了，腰酸背痛，她从来不问一声，还说多挑挑就练出来了。我除了上学，就是回家干活，带孩子，挨打挨骂，渐渐地从活泼好动，直率开朗变得沉默寡言，忧郁重重。只有在学校里和几个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有短时的欢乐。在家里经常被后妈骂做“你这个死人咋的，咋的。”
      刚来到班里的时候，班上有几个男同学欺生，课间休息的时候，就找上来要和我较量，一个抱着我的膀子，一个人抱住我的腿想把我扳倒。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有多利害，我两膀一开弓，双腿来了个张飞翩马，只见他俩个，一个仰面朝天，一个觜啃地皮，双双倒在地上。口里还不停地说，“利害！利害！”小个子爬起来，朝我作了作揖：“服了。服了。赶明儿也教咱两手行不？”看到他们的丑态，心里好想笑，可是我还一本正经地说，“行啊。想学什么呀。”“哥哎，你都会什么呀？”“十八般武艺，咱样样能来两下子”“啊！”两个小子脖子都有伸长了。后来全班男生都知道我的利害，没有人再敢欺侮我。还有几个真的跟我学起武艺来，渐渐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在班上我的功课也是数得上的前三名，语文从来都有是满分，作文依然篇篇是范文，不是在课堂上宣读，就是贴上墙报。算术也是课代表，就是体育差点，我虽然学了不少功夫，但是跳高跳远的成绩只能刚达标，60米跑也比不过那些长腿的同学。班级或者全校搞文娱活动那可少不了我，记得有一次，班级汇演，我为班里的舞蹈“十大姐”伴奏，笛声一起，台下鸦雀无声，跳完后，掌声一片，而且非要我来个独奏不可，我吹了一首“欢歌乐”掌声更加激烈，又吹了“步步高”“紫竹调”才谢幕下台。快要毕业时，同学们都要给我互换照片，记得当时没有个人的小照，只好临时赶照了几张送给大家。有几个要好的，还约我考同一所中学，可是因为离家太远，大家还是没能同走进一个中学。可是复习迎考的那段日子，还是有些让我难以忘却。

我们复习小组共有八位同学，四个男生，四个女生，我是小组长。说来也巧，平时要好的几个同学正好分到了一起。起先大家要把复习地点放在我家，我不同意，他们不知道我在家的地位。我只好说，家里一是有小妹，太吵，二是来找我爸的人多，太乱。他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改在一女同学家。这位女同学比我们大1——2岁，家里没有小孩，地方又宽敞。我们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在她家集中，开始一个星期，大家还比较认真复习功课，可是那些复习题翻来复去早就做熟了。  可是又不愿意解散，大家觉得在一起蛮好玩的，又能逃避做家务事，对于我来说更是求之不得。于是接下来，仍每天按时集中。坐到一起东拉西扯，你说笑话，他讲故事，后来没有的说了，就到街上去玩。开始八个人一起跑，走着走着就分成两拨，四个人一拨，再后来就两个一拨了，正好一个男生配一个女生。那时候，都是15，6岁，朦胧地有点被对方吸引的感觉。我好像还记得和我在一起的那位女同学的名字，我刚到班上的时候她叫黄甫腊梅，后来改名叫黄临桂，名字好听，人也长得好看。个子比我矮一点，梳着条大辫子，衣服也很得体，她的坐位在我前面一排，上自习课她就回过身来和我一起做作业。她喜欢听我吹笛子，她是“十大姐”中的二姐，学习也很好，是班上数得着的。她家离市一中近，让我也报考一中，可我家离六中近，上一中太远了，我还是上了六中。上中学后虽然常常想起她，也想去看看她，可是一直未能如愿，渐渐地也就淡忘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情窦初开？现在想来有些可笑。不过，我们八个人全都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初中。

好文﹐我慢慢看。

谢谢了。
你辛苦了。

谢谢了。
你辛苦了。

你坚持的意志﹐我一定为你评分﹗

感谢斑竹抬爱。
我一定坚持。

除了压马路，我们还一起去“金谷里”听说书。“金谷里”在旧社会是个有名的红灯区，街两旁的妓院鳞次栉比，达官显贵，地痞流氓来这里寻欢作乐，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洒在这里，“金谷里”名符其实。解放区后，**们从良的从良，嫁人的嫁人，没有人敢再做皮肉生意。那时人民政府的威慑力极大，说一不二。想不到时隔三十年，娼妓嫖客们卷土重来，给人民共和国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50年代的“金谷里”集中了徐州的说书名家，书场也是一家挨一家，从早到晚来听书人络绎不绝。有的人听了早场，听午场，听了午场赶晚场，还有的人喜欢跑几个场子，听不同说家，评说哪家书说的好，来听书的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家闲的慌。和一些讨学的半大小孩子。他们都是被说书的故事和技巧所吸引，一旦听了开头，就想接着听下去，生怕漏掉一回接不上。说书人就凭一张嘴、一把折扇、一块惊堂木，把各式各样的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把各种大场面、小背景，交待的清清楚楚，尤如亲临其境。不管是千军万马，还是单打独斗，都说得层次分明，有条不紊。一招一式都讲得有声有色，仿符就在你的眼前。用现代的话说那叫立体三维画面。当然那是你脑子里的。更不要说大小人物的语言对白，那才叫维妙难俏，百人百声，千人千面。比看游说、看电视、过瘾。我们听书是有一回没一回的，听个噌书，不用花钱。但是也听了不少，像什么“七侠五义”“薛刚反唐”“施公案”“包公案”“狄公案”“水浒传”“三国志”“封神榜”多啦。像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这样的大师是成年以后在收音机和电视里才听到的。遇到下雨天，我们就在屋里玩“斗地主”“十点半”“拱猪”“八十分”。当然不是赌博，只是娱乐。那个年代大人赌博的都很少，何况我们也无钱可赌。就这样我们的小组，一直到考试前一天才散了。而且，一别再无相见之日，现在回忆起那些充满童真的日子，免不了有些留恋。
     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前夕，我还闯过一次祸。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和一个同相互追逐打闹，拾起一块瓦片向他扔了过去，谁知道就那么巧，没打中他，却正好打到一个从教室里往外走的女同学，只听她“哎呀！”大叫一声，赶忙用手捂住头顶，不一会儿就见有鲜红的血流出来。把我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有个同学把好带到卫生室去包扎，我也跟了过去。“还好，只伤了头皮。”医生一边为她包扎一边说：“过两天再来换一次药。”不一会儿，老师也知道了。他说；“明天叫你家长来，好好向人家赔礼道歉。”回到家里，只好对爸爸讲了，他很生气，后妈上来打了我几下子。恶狠狠地说：“你要死啊！就会闯祸呀！”那位女同学和她的家长倒没说什么，没过几天她的伤口就好了。可这却成了后妈数略我的话把子。
     第二次搬家住在县政府所在地——奎山，离后来的淮海纪念馆不远。那时的爸爸已被降职使用了，做了县卫生院的院长。原因一是文化有限，二是离婚事件对他的影响。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爸爸受到很大冲击。卫生院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对一个初二的学生来说，这些大字报我基本上能看懂了，大多数是说爸爸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贪图享受。居功自傲，不求进取。忘本蜕变，被糖衣炮弹击倒，等等。卫生院不大，可里里外外到处都贴的满满的。好多天也不收掉，虽说是党内整风，但是来往的病人也照样看。爸爸脸上挂不住，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一方面认为这些大字报写的好，为母亲出了口气。另一方面认为这些是我们的家务事，一骨脑儿的抖出去，丢人现眼。每天看着爸爸拉长的脸，一句话不说，心里也很难受。好在后来组织上并没有给什么处分，降职没有降级，没有文化适应不了法院的工作，只好调做行政后勤工作。再看看县委大院更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比爸爸的问题严重的多，不少还划为敌我矛盾，成了右派。我还记得当时党内揪出了“胡风**集团”，算是整风反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谁人没有青春年少？   哪个不曾激情燃烧？    生命将你我拖入时光的遂道，青春将不在，激情不再烧。我会变老，你也会变老。不会变老的只有那些承载着记忆的文字，还有与日月同样永恒的九霄。谁能数得清，宇宙间孕育的 ...
一往情深 发表于 2010-3-22 15:34



期待巨著早日出版，好细加拜读！！！

引因过奖了/只不过是习作罢了。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那男的是位军官，穿着军装，肩章上有两颗星，我知道那军衔是中尉。戴着大盖帽，中上等身材，十分的英武。女的披肩长发，烫成波浪卷曲披散在背后，还化了艳妆，口红尤其剌眼，不过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却也十分耐看。穿着高跟鞋，个子和那军官一样高。模特般的身材，穿了一件缎子祺袍，衩开得很高，活像一幅三十年代的美女画。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沈阳来的，那女的是姐夫报社的一名记者，男的是名空军飞行员，驻扎在徐州飞机场。他们是一对恋人，还没有结婚。是受姐夫的委托，专门来看望我们一家的。军官说以后有机会就带我去沈阳。从那开始我就天天的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
       反右还没结束，我们又第三次搬家，一是为了脱离那个环境，换换心情。二是爸爸对医院一窍不通，就主动要求调动。那时正赶成立徐州地区医院，当时是省属徐州地区最大的医院。院长是从杨州苏北人民医院调去的叫丁竞生，是外科主任医师，兼外科主任。50多岁，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儿，大男孩子和我一样大，老二也是个男孩儿，比我小2岁，小女孩子才上小学。就在我家对门，丁院长当时工资是200多元，属于教授级的工资，那是50年代比较高的工资了。据说当时毛主席的工资是才300多元。爸爸是行政科长，老革命了。工资才能100多元，有些不服气。加上丁出身地主，爸爸瞧不起他，有时喝醉酒，也发发牢骚。其实丁院长也是老资格了，又有一流的外科技术，拿最高工资受之无愧。我还记有一个外科主治医师是从苏州调来的，姓许。名字记不起来了，是个南蛮子，胖胖的。是资本家出身，有两个老婆，跟他一起过的是小老婆，两人常为花钱争吵不休，住在我家隔壁，爸爸嫌他出身资本家，也对他不大客气。还有我的一个本家表哥，叫李政。刚从医学院毕业，也分过来做外科医生。李政年轻又喜欢打兰球，是医院兰球队的主力中锋。找了个无锡老婆，是个护士，整天娇滴滴，人也长得小巧玲珑。
     医院有个大食堂，里面放着一个很不错的乒乓球台子，供职工休息娱乐，也是我和那个乒乓对手练球的地方。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年龄和我一样大，但个子比我小一头，这家伙在班上数学是第一名。打乒乓球在全校也是数一数二的，我和他对阵是输多赢少。他是横握拍，双面胶粒。发球特转，能拉能抽，左右开攻，又不怕挫短球，技术相当全面。三局只能赢他一局，不过和他打球很过瘾。打的回合比较多，一个球起码要打七八板，十几板才能打死，技术随之自然有所提高。我们俩一打就是几个小时，打得汗流夹背，再跑到黄河里洗个澡，十分惬意。可是回家晚了又要被臭骂一顿。
  
     徐州市六中，座落在风景秀丽的云龙山脚下，左面与徐州医学院毗邻，右面宽广的马路直通云龙山和风皇山脚下。高大的教学楼面南而立，椭圆形的操场晴雨两用，院内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我在这里读完了初中，虽然因为家庭原因没能继续读完高中，但是对于母校我至今难忘。我们班上有50多个同学，班主任每年换一个。因为笛子吹的好，没多久就参加了学校的文艺队。班长大我一岁，人很魁梧，也是个吹笛好手。他肺活量比我大，笛子吹的渐渐超过了我。我俩也是好朋友，他在三民街有间房子，就他一个人住，我常到他那里去，后来班上有个女同与她成了好朋友，我不想当灯泡，就不怎么去了。我的同桌是个女同学，长得小鼻子小眼的，和我同桌三年，和和气气的，从来没有争吵过，因为她的数学成绩比我好，所以我常抄她的作业。我的功课在全班依然数得着的，文史地比数理化的成绩好。作文最为出色，这当然还是得益于我听书看戏。那些书本的课文早就从说书人那里学到了，所以读起来豪不费力。课间活动除了打乒乓球，我还踢足球，练体操。小学时学来的跟头，倒立现在仍然用得上。到了初二，打乒乓遇上了对手，打球的时间就多了，跟头就翻得少了。那时中学里也开展了反右斗争，还让学生写大字报。我看到高年级的同学写的最多的，是说一位女老师不愿意参加勤工俭学劳动，怕晒罴了脸，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初二的学生，没有什么可写，我们的老师都很好，不知道的事可不能乱写。我记得我写过教室的玻璃破了透风，食堂里有苍蝇不卫生，等等的鸡毛蒜皮的事，也不指哪个老师。可是最后，历史老师还是被打成了右派，说他在课堂上歌颂帝王将相，才子隹人，思想反动。当时在我看来，他只是个白面书生，20多岁，大学刚毕业，怎么会反动呢？就这样被错划右派的又何尝是他一个人呢。
     中学里政治课也很重要，跟形式也很紧，我记得到58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后又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为“三面红旗”。那个年代，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高涨，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学校也不例外，有一阵子大练钢铁，那是日日夜夜忙个不停，操场变成了练铁场，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炉火在鼓风机的吹动下呼呼地响。拉煤的，烧炭的满脸罴灰，却是欢声笑语。每出一炉铁，早就有人敲锣打鼓报喜。还有大红喜报高高地贴在墙上，两旁两块大黑板记录着每日的产量。炉火24小时熊熊燃烧，学生老师三班倒，午夜还有免费的夜餐，文艺队的手风琴拉出欢快的乐曲。那阵式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只要你经历过，那也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初中毕业时，我的作文写的就是这个大练钢铁的情景。尽管它开始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过多久，就曲终人散，拆灶撤兵下马了。

那时前苏联的人造卫星已经升空，我国还没有卫星，可是在大跃时期却几乎天天都在放卫星，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各行各业都放卫星。今天这家放一颗，明天那家放一颗，报纸，广播，电视也忙的乐此失彼。当时我们哪里会知道，这些全是假大空。我们游行欢呼，高谈阔论，津津乐道。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共产主义就要来到了。谁知，我们初中还没毕业，形势就急转直下了。大锅饭吃空了家底，老天爷翻脸不认人，给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大片良田颗粒不收。共和国又涌现流浪乞讨的大军，街市上明争暗抢，见到能吃的就往嘴里塞。在乡下野菜吃完了，吃草根树皮，甚至吃白陶土。营养不良，肝病，浮肿，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
      
     由于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中国叫他修正主义，中苏关系恶化。早在1957年，毛泽东不接受斯大林要中国加入苏共托拉斯的要求，苏联已经对中国产生不满。到了1959年，矛盾公开化，解放之初的中苏友好不复存在，苏联老大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债要钱，对已经遭受自然灾害的中国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大批农副产品被拿去还债，苏联人还百般刁难，没有半点同志和兄弟的情谊。1962年煽动新疆边民叛逃苏联。更有有甚者，苏联人在1969年3月5日，公然制造了珍宝岛流血事件，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大革命进了四年，已经外忧内乱，不堪一击。可是，苏联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中国军人绝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从3月5日打到3月15日，尽管苏联人调动了大批军队，使用了除飞机以外的战斗武器，结果仍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收兵。中国老百姓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验。
      我们家虽然没有到如此窘迫的程度，每月还有城镇定量供应，可是远远不够。为了照顾爸爸和四个弟妹，定量全给了他们。本来我在家就是与他们分开来吃饭，他们吃细粮，我吃粗粮，他们吃荤，我吃素。现在缩减了供应，我就没粮吃了，只能吃从粉丝厂挑回来的浆水。经过沉淀下来的浆渣，虽然是又酸又臭，但是对于饥肠辘辘我来说，吃起来还是狼吞虎咽。就是这样还是吃不饱，因为十几岁的孩子，正处在发育时期期，营养不够啊。就是这样还得受后妈的气，那个弟妹哭了，或者告我一状，那就惨了，连粉浆也吃不上了。少则饿一顿，多则要饿一两天。老爸是不管不问，因为我不和他们在一起吃饭，饿死了他也不会知道。现在我成了他的负担，每个学期的学费，他都不想给我交，因为四个小弟妹一个也不能亏待，要吃好穿好，他的那点工资要养活7口人，着实也捉襟见肘，再供我上中学，真的是难上加难了。绝望时我想到过死，一个人跑到云龙山下，躺在地上，仰望着兰天，禁不住长叹一声：“

声：“罢了，像这样活受罪，倒不如早死早超生。”我不恨老爸，他有他的难处。但我恨后妈，不该只疼自己的孩子，对我却如此的凶狠恶毒。可是转念又一想，我死了还不是白死，有谁能惩治后妈，还要落个自杀的坏名。再苦熬两年，初中毕业，找个工作也能养活自己。老师同学邻居对我都不错，学校里还有要好的朋友们，我也是个男子汉，不能如此的懦弱。比起红军长征，比起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先烈，我受这点委曲又能算得了什么。思来想去，反复斗争过无数次，我相信自己命大，战争过来，大病过来了，大难也过了，眼下只要的一线活的希望，我也得挺过去。我没有死，我更加坚定地活着。
    在学校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在家里我忍辱负重。再苦再累我咬紧牙关不吭声，吃不饱就多喝水。星期六晚上把弟妹们都哄睡了，还要和丁院长的大儿子，在一起演奏一会儿江南丝竹。他的二胡拉的相当不错，我的笛子，洞萧吹的也是出神入画。我们俩常常坐在家属院中央的一块空地上，奏完一曲又一曲，一会儿就围了不少大人驻足欣赏。他们一边听一边说：“不错，这两个孩子的水平还不低哟！”那是当然，小丁的二胡已经拉了五年了，二胡演奏的各种技巧都有一定的功力，不但音准，而且音色优美动听，他的快弓，跳弓，抖弓，揉弦，拨弦，换把，变调样样运用自如。我们喜欢
合奏的曲子最多的是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饿马摇玲”“彩云追月”“步步高”“小桃红”“梅花三弄”，和刘天华先生的“良霄”“病中吟”“光明行”，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等。后来，我们自己也写曲子，记得他对我的“思乡曲”很感兴趣。也是每次必奏的曲子。虽说不够专业，但是在那个年龄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屈指可数了。后来，小丁又学会拉小提琴，我也学会拉二胡，小丁的弟弟学会吹笛子，合奏就变成了“交响”，音色更丰富了。

“罢了，像这样活受罪，倒不如早死早超生。”我不恨老爸，他有他的难处。但我恨后妈，不该只疼自己的孩子，对我却如此的凶狠恶毒。可是转念又一想，我死了还不是白死，有谁能惩治后妈，还要落个自杀的坏名。再苦熬两年，初中毕业，找个工作也能养活自己。老师同学邻居对我都不错，学校里还有要好的朋友们，我也是个男子汉，不能如此的懦弱。比起红军长征，比起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先烈，我受这点委曲又能算得了什么。思来想去，反复斗争过无数次，我相信自己命大，战争过来，大病过来了，大难也过了，眼下只要的一线活的希望，我也得挺过去。我没有死，我更加坚定地活着。
    在学校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在家里我忍辱负重。再苦再累我咬紧牙关不吭声，吃不饱就多喝水。星期六晚上把弟妹们都哄睡了，还要和丁院长的大儿子，在一起演奏一会儿江南丝竹。他的二胡拉的相当不错，我的笛子，洞萧吹的也是出神入画。我们俩常常坐在家属院中央的一块空地上，奏完一曲又一曲，一会儿就围了不少大人驻足欣赏。他们一边听一边说：“不错，这两个孩子的水平还不低哟！”那是当然，小丁的二胡已经拉了五年了，二胡演奏的各种技巧都有一定的功力，不但音准，而且音色优美动听，他的快弓，跳弓，抖弓，揉弦，拨弦，换把，变调样样运用自如。我们喜欢
合奏的曲子最多的是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饿马摇玲”“彩云追月”“步步高”“小桃红”“梅花三弄”，和刘天华先生的“良霄”“病中吟”“光明行”，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等。后来，我们自己也写曲子，记得他对我的“思乡曲”很感兴趣。也是每次必奏的曲子。虽说不够专业，但是在那个年龄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屈指可数了。后来，小丁又学会拉小提琴，我也学会拉二胡，小丁的弟弟学会吹笛子，合奏就变成了“交响”，音色更丰富了。
    我们三个，有时也带上丁家小妹，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电影发行公司。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学校对面的马路旁边，建了个电影发行公司。那里原来是生产队的一片菜地，刚建时，周围没有别的建筑，只有这一个小二层楼，门前仍旧是菜地。有一次我好奇地到里面去玩，也没有门卫，大人也不问。我走到二楼一间小房里一看，里面正在放电影，我就坐下来看了一会儿，他们也不驱赶我。原来，这是发行前试放，检查有无断片，损坏等问题。我回家就把这事告诉了小丁他们，他们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一到星期六晚上，我就带他们去看免费电影。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去看的第一个电影是“飞越天险”。当时里面没有几小孩，只有我们三个人，叔叔对我们很友好，告诉我们说：“你们看归看，别出声啊。”我们点头答应。有谁知，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别的孩子也知道这里有电影看，来的孩子越来越多，后来小房间都站不下了。公司的人急，开始驱赶。早早就把大门关了，谁也不让进了。没地方去，我们就钻进对面菜地里，捡起土块朝小楼上扔。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十分淘气。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季的夜晚，我们没能进到小屋里看电影，又钻进了菜地，当时地里长满了西红柿，一排排柿架扎得整整齐齐。我们就躺在架子下摘西红柿吃，四周罴乎乎地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人能发现我们，再加上当时正在吃“大锅饭”地里也没人管。我们吃够了，就用西红柿往对面小楼上
有几个还砸到那间放电影的小房子的窗子上。“这是谁干的？！”有人对着这边喊：“让我逮住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我们知道他谁也看不到“嘿嘿！”四个人开心地笑了。又过了一两个月，公司天天关门，那些孩子也不怎么来，我们几个不死心，时不时的还是往电影公司跑。我小心翼翼地敲门，开门的叔叔一看是我们几个，就悄悄把我们放去了。他小声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几个最老实，别带那些捣蛋虫来。”就这样，免费电影一直看到初中毕业。

上中学期间，国内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平息**叛乱。**是1950年和平解放的，**受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一心要把**从中国分裂出去，搞所谓的“西**立”。他暗中组织武装，于1958年寻机发动了武装叛乱。但是，在1959年3月，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叛乱头子**嘛狼狈逃窜，至今流亡国外，贼心不死，从未停止过分裂活动。有一部记录片叫《百万奴站起来》，真实地记录下这一事件。**逃到了国外，在国外反华势力的眷养下，仍然叫嚣西**立。当然，这只是他的痴心妄想。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为讨新主子的欢心，狂吠几声罢了。和**同样搞分裂的还有新疆的**恐怖分子，受前苏联人的挑唆，也一直要搞独立。1962年，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就有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了。后来，又有人投靠了这这个恐怖组织，经常在新疆挑起民族矛盾，大搞恐怖活动。真不知道这些搞分裂闹独立的家伙想得到什么？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你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认贼做父，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能有真正的独立吗？说到底，只能成为别国的附庸，做个儿皇帝而已。儿皇帝阶下的臣民，也只能算是个囚徒。这是三岁的小儿都懂得的道理，只有鬼迷心窍人才会丧失良知，杀勠自己的母亲，干下亲者痛仇者快的罪恶勾当。这真应了那句“人喊不走，鬼喊直奔”的老话。

期待更多精彩分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我是想表现一个普通医生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处的整个时代/
不知道能否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