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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谈到“通山说”的发展进程时说：“在50年代，力主通山说的主将，实际上仍是40年代作过深入考证的那几位。他们的结论是自清初的戴笠，中经赵翼、徐鼎，直至清末的傅燮鼎，再加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童书业、王崇武、李文治等不断深入考证的结果”（第34页）
戴笠和赵翼是主张通山说的吗？他们说过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了吗？我们还是用《发展》自己的话，分别加以回答：
“戴笠、吴殳的《怀流寇始终录》。这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初全国专门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史籍之一。此书的《甲申剩事》中说：”顺治二年乙酉，……闯贼欲东发兵，庚辰至蒲圻，……通城有九宫山，又名罗公山，上有真武庙。闯贼自以二十骑殿，过山下，止从骑，独身登山，见像下拜，若为物所击，久不能起，村民方赛神，疑为盗，击以锸，首碎”（第6页）；“此后进行考异的是乾隆年间的历史学家赵翼。他认为虽然传闻异词，但是李自成兵败死于九宫山是没有疑问的。他指出：‘此数事亦微有不同，其余皆符合。’不过，赵翼并没有考证出这个九宫山是在通城还是通山”（第12页）
徐鼎和傅燮鼎，定九宫山为通山九宫山，源于何璘，前已叙述，于此不赘。
李文治先生是主张通山说的。但他在八十年代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分册写的《李自成起义》一文中，还是说：（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五月转战至湖北东南各州县。九月至九宫山（一云通山，一云通城）为地主乡团所围困。李自成牺牲。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抗清”。这说明李文治先生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
李自成是否到过通山九宫山，这是李自成结局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大家都把视点集中于此，有人肯定，有人否定。这是很正常的。
（顺治二年）“四月下旬九江西之战败后，李自成亲自率领大约万余人的一支小部队，为清军八旗劲旅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九宫山区。围追李自成的清军将领，有传记可查的至少有九人，从其职衔推算，大约一万余人”（第47页）。就按万作人对万余人计算，打起来清军未必那么容易获胜。当时李自成的兵力有多少，史料有许多记载。这里暂且不提。再说清军多少将领和多少军队，围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在于追着了没有。
现在，我们根据《阿济格奏疏考实》第4、5、6页所罗列的材料（一律按照《考实》原文，未加复检），就李自成是否被追围于通山九宫山问题，略加检讨。
《考实》这三页所列清军将领，追李自成军队的材料计21条。其中，追到湖广的2条；安陆3条；武昌3条；富池口5条；九江（九江口）2条；九宫山6条，均未说明是通城九宫山还是通山九宫山。在与“九宫山”有关的6条材料中：
一条记载互有不同。《满洲名臣传》卷九《车尔布传》：“追贼九宫山，败其骑兵，自成死”。
一条记瑚沙与席特库“率前锋二十人破贼，追败之于九宫山。复同参领苏拜、希尔根捕剿贼党，斩首二千余级。”
一条噶达浑于顺治“二年，随英亲王阿济格击流贼至九宫山，凡三败敌”。
一条， 是听说之后才赶去追击：“闻自成窜入九宫山，复搜剿之，剪其党甚众。”
一条，“自成奔九宫山”，达素与尚书觉罗巴哈纳“追至山顶败之，获马一百三十匹。”
一条， 瑚里布“追剿至九宫山，五战皆捷。”
由上可见，谁也没有在通山九宫山追着李自成。看到、追到的只是“贼”、“贼党”。这等于是李自成吗？
在湖南慈利县发现一块野拂墓碑，碑文有“追李闯于澧水”句，无论这个“追”作何种解释，都说明李闯到了澧水。《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一文的作者，在解释这句话时，解释为“追击大顺军”（见该文第19页）。为什么到了九宫山追贼就一定是追李自成呢？
张玉书《张文贞集》卷七《纪灭闯献二贼事》说：李自成“溃奔九公山，大师薄山下，直摧中坚，人贼垒，贼兵俛首就歼，生擒自成妻妾及贼侯某，独索自成不得，有降卒言，自成败走时领步兵才二十人，路为乡民所困，自缢而死。遣人往视尸，朽不可辩。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云。”《考实》所引阿济格等于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四日的一份奏报与张氏所言同。张氏曾为《明史》总裁，亲自审查过《明史·李自成传》。《明史·李自成传》最后定稿，记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前面谈到《考实》一文引用的材料（包括阿济格等人的那份奏报），也没有一条明说这个“九宫山”是通山九宫山还是通城九宫山。所以，张氏在他文中所说的“九宫山”，也很难说是通山九宫山。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资料，对李自成的死时、死地、过程、杀李自成的凶手及其受奖的情形等，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这就是上面提到的费密的《荒书》。《发展》认为《荒书》“是当时对李自成之死记载最为详细的私家著述”（第4页）。这个“最为详细的私家著述”能不能定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这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荒书》不足以定论。
费密，四川新繁（今成都）人，生于天启五年（一说天启六年），顺治十五春年流寓扬州，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一说康熙四十年）。据载费密“年近六十，始成此书”。由此推算，《荒书》当成于康熙二十四（1685年）前几年。现存的有光绪戊申（1908年）怡阑堂校刊费氏遗书本。此书对李自成死事的记载，疑点极多：
时间记在顺治五年。由文中“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句后，即为“己丑春正月”。己丑为顺治六年。按当时史书的年月记载次序，此处顺治五年，最早应为本年下半年（或年底）。时距顺治二年四五月间，已整整三年有余。
谓李自成至湖广时，只剩“三万人”，且“令他贼统之”；自成亲随止“十八骑”，且自成死后，其“十八骑有到武昌出首者”；程九伯在小月山牛脊岭杀死李自成。这些为《荒书》的独家新闻；
是时“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而通山是否已派县令？为程九伯题匾奖励的知县任中麟（四川保宁人），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到任的。入山认尸的是哪位县官，对这样有大功的人，怎会没有记载；连程九伯自己都“不敢出认”；哪位县官亲眼见过李自成的状貌吗？他何以认得打死的是李自成？程九伯在通山小月山牛脊岭打死李自成这样一件大事，为何在清政府官修的历史文献中，如《清实录》中没有写上他的大名。即使承认李自成的尸首已朽不可辨，但他与程九伯搏斗时使用的刀剑、衣帽等绝不可能那么快就腐烂。
而最主要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１、既然有程九伯这个凶手，又有告密的，又在小月山牛脊岭，保以会找不到尸首？如果承认李自成的尸首已朽不可辨，或是尸首多难以查找，或是被起义军自己收理，则所谓“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２、程九伯杀死的究竟是谁，这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现在，我们将有关方志资料摘抄于下：
康熙四年（1665年）《通山县志》卷八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幸国朝王师荡除，百姓如解倒悬，渐复故土”。（按：据此，到是年八月，通山尚在大顺军的控制之中。又据说，当时通山全县不足六万人，如有数万大顺军入境，将是一种什么局面？）；
同上书卷五载：“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
同治六年（1867年）《通山县志》卷二载：“相传李闯王败窜至此，为程九伯所杀，遂葬于此”；
民国七年（1***年）《通山县乡土志略》载：“牛脊岭，在县治东南七十里，……明末李自成为程九伯所杀，葬此岭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程氏宗谱》卷三载：“安思，恭达三子，字九伯，号南枝，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三月初九午时生，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终，札委德府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
以上记载，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被程九伯杀死的人，由“贼首”→“相传李闯”→“李自成”→闯贼李延”。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将近300年后的1936年，程九伯的后代为什么不说他们的老祖宗杀的是李自成，而是李延？他们有何根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虽有一些史料记载，但多互相矛盾，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缺乏说服力，又无任何文物可以印证，需要今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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