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鄂网友瞻仰通城九宫山闯王墓

通城、通山二处的闯王陵我都到瞻仰过，且都言之凿凿……
究竟哪处是真迹？事实上只能是一个。
我不是历史学家，对二处之争也思想摇摆不定……
凭我自己的主观分析，似乎通山比较接近事实。
我的理由是李自成罹难前正在兵败逃难中，必定是选择远离城镇的荒山野外，这是一个常识。通山的九宫山远离城镇，在明朝时期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不容易到达的地方，非常适合躲藏。而通城的锡山（也称九宫山）则处通城县城区二公里处，县城有住军，不是适合的躲藏地方。谁愿意躲在住有重兵的眼皮底下？那不是自寻死路？这一点我想李自成比谁都清楚，是不会选择通城附近做为避难之地的，而应选择通山九宫山那片绵绵大山之中。据此我个人觉得通山是李自成遇害的地方要可信一些。
通城发现大量的实证实物，个人认为证明通城是李自成军队开展过革命活动的地方。
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性，请通城的朋友不要误会，这只是我一个局外人的个人看法。

按说,后人应该还历史本来面目.
xxb_461202 发表于 2010-6-22 08:53



我比较赞同这样的说法

通城、通山二处的闯王陵我都到瞻仰过，且都言之凿凿……
究竟哪处是真迹？事实上只能是一个。
我不是历史学家，对二处之争也思想摇摆不定……
凭我自己的主观分析，似乎通山比较接近事实。
我的理由是李自成罹难 ...
谷雨采桑叶 发表于 2010-10-28 08:54


请老乡仔细读一下李过写的日记，在摄影图片版块，由闯王殉难通城三百六十五周年的帖子可以读到该日记内容！闯王为什么死于通城九宫山，他是率兵上黄龙山途经麦市时被葛桂昌拦截，打了大半日的仗，闯王感觉葛桂昌的战斗力很强，只好退兵三十里宿营，麦市到通城九宫山刚好三十多里路，到第二天他到九宫山一带察看地形时不幸殉难，我想这里日记说的与你说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黄龙山区在谷歌卫星地图显示，是要比通山九宫山高，险峻得多的，黄龙山是突兀起，象条龙在飞奔，九宫山地形是趴着的！

请老乡仔细读一下李过写的日记，在摄影图片版块，由闯王殉难通城三百六十五周年的帖子可以读到该日记内容！闯王为什么死于通城九宫山，他是率兵上黄龙山途经麦市时被葛桂昌拦截，打了大半日的仗，闯王感觉葛桂昌的战 ...
heshiilong 发表于 2010-10-28 12:23



谢谢你的回复！
但我还是很疑惑。
对于历史疑案，我们后人都想弄明白。
我无意介入争论，只是谈点个人的看法，能够解惑释疑。
对于李自成之死历史上疑案重重，令人费解，可以肯定两点：
一是李自成之死是没有写入正式史料的；
二是李自成之死是非正常非公开死亡的，并非死于公开战斗。试问：凡是在战斗中死亡的，对于双方阵亡将领是非常清楚的，不存在争论。特别是李自成如死于公开战斗，一定会迅速传开大白于世并写于战史。击毙李自成的清军将领谁不想成为历史人物？立功受奖被朝庭重用？
正因为李自成死得不明不白，才疑云重重，令后人费解猜测。
所以说李自成是死于通山一个农民的锄头之下是比较接近这一非正常死亡特征的。
以上仅是我个人对这起历史事件的看法，说明一下我是局外人，对此事只是感兴趣而矣，不介入属地之争，请通城的朋友见谅。

没关系，都是感趣而已，他死在哪里对你我都没有直接什么利益的事情！只能说见到这些历史遗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谢！

没关系，都是感趣而已，他死在哪里对你我都没有直接什么利益的事情！只能说见到这些历史遗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谢！
heshiilong 发表于 2010-10-28 16:16



呵呵，谢谢你的理解！我关注中……:handshake :handshake

呵呵，谢谢老乡的关注！

通通城、通山二处的闯王陵我都到瞻仰过，且都言之凿凿……
究竟哪处是真迹？事实上只能是一个。
我不是历史学家，对二处之争也思想摇摆不定……
凭我自己的主观分析，似乎通山比较接近事实。
我的理由是李自成罹难前正在兵败逃难中，必定是选择远离城镇的荒山野外，这是一个常识。通山的九宫山远离城镇，在明朝时期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不容易到达的地方，非常适合躲藏。而通城的锡山（也称九宫山）则处通城县城区二公里处，县城有住军，不是适合的躲藏地方。谁愿意躲在住有重兵的眼皮底下？那不是自寻死路？这一点我想李自成比谁都清楚，是不会选择通城附近做为避难之地的，而应选择通山九宫山那片绵绵大山之中。据此我个人觉得通山是李自成遇害的地方要可信一些。
通城发现大量的实证实物，个人认为证明通城是李自成军队开展过革命活动的地方。
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性，请通城的朋友不要误会，这只是我一个局外人的个人看法。
谷雨采桑叶 发表于 2010-10-28 08:54



通山闯王墓是真是假，稍作学习、研究和查验就可识破，先看看他们是如何造假的，我们用证据说话：
五十年来中国文化造假之一——通山闯王陵        
         李小秋
    由于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未作详细考证，错误地将李自成殉难地从通城九宫山订正到通山九宫山，郭沫若也未作调查研究却信以为真，并发表声明说：“我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及有《甲申三百年祭》说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城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以注销并改正”。于是清代三百年来尚未完全搞清的李自成殉难地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年内戏剧般的解决了。又通过几十年来舆论界对农民运动的大肆宣扬，李自成和通山九宫山的名字家喻户晓。“四人帮”垮台后，通山方面开始利用李自成和九宫山文化品牌开发旅游资源，但由于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存在严重史证不足，少数人开始伪造文物、歪曲和篡改史料，同时贿赂少数学术腐败分子为其摇唇鼓舌，继续欺骗国人，制造混乱，致使通山闯王陵成为五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文化造假。现将围绕通山闯王陵的一系列文化造假列举如下，以正视听。
    造假之一：通山闯王陵
    1979年通山方面为搞旅游开发，在高湖公社小月山下建造闯王陵，1980年建成后对游客开放。在此之前这里并没有李自成墓，据说只有一个小坟堆，没有墓碑，无法确定是李自成墓。建造闯王陵前也没有通过科学考古发掘查验，据当年通山修李自成墓的人说：李自成墓是指定建成的。另据通山高湖《程氏宗谱》记载：程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这里记载得清清楚楚是李延不是李自成，高湖小月山旁的朱家大屋发现的佩剑上刻的也是“米脂李延”铭文。史料和传世文物完全吻合，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程九伯打死的是李延不是李自成。《程氏宗谱》记载打死李延的地点是牛迹岭下，不是小月山下。据童恩翼先生到实地考察，牛迹岭下与小月山下还有三里山路。正常逻辑推理，程九伯打死李延后割掉其头颅准备报功，尸体应立即就地埋葬，不可能抬着无头尸体翻山越岭埋到三里外的小月山下。如果小月山下确有一个小坟堆，也只可能是李延的，绝对不是李自成的。通山方面把无主小坟堆当作李自成墓大肆建造，岂不是张冠李戴？1988年，这个假闯王陵还骗取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确实荒唐之极！
    造假之二：窃取和篡改郭沫若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
    当游客到通山闯王陵参观时，看到郭沫若为李自成墓所作的题词，以为是郭沫若为通山闯王陵所撰写的，李自成殉难此地似毫无疑问，其实不然，此墓志铭和“李自成之墓”碑文是郭沫若1955年为通城培修的李自成墓撰写的。1979年通山方面建造闯王陵时，某些人为了让通山李自成墓更具有“权威”性和欺骗性，通山县文化馆王致远、李朝英二位专程来到通城县九宫山李自成墓前，窃拓郭沫若为通城县李自成墓所作墓志铭和“李自成之墓”碑文。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擅自把墓志铭文中通城的“城”字改为“山”字，“九月”改为“五月”，重刻而立。这种窃取和篡改名人题词的作法虽为知其内幕者所不齿，但至今确实迷惑了无数不知情者。
    造假之三：牛迹岭是九宫山北麓。
    清初绝大多数可信公私史料记载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或湖北九宫山，而通山高湖《程氏宗谱》记载程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仅从地点上就明显不符，但通山说者为了把李自成殉难地附会到通山九宫山，硬说牛迹岭是九宫山北麓。从实地考察，牛迹岭属大仰山，不属九宫山。大仰山与九宫山之间还隔着大阳山，大仰山比九宫山要大，大阳山比九宫山要高。牛迹岭到九宫山脚下有四十多里，到九宫山顶有六十多里。大仰山、太阳山、九宫山是幕阜山系中段山脉中并列的三座大山，同治《通山县志》所载“通山县总图”也标得很清楚，各山的范围都很明确：“九宫山在县东南九十里”、“太阳山在县东南九十里，高数千仞，绝顶可观日之出没，如泰岳之日故名”、“大仰山在县南九十里”。光绪通山《九宫山志》也说得很清楚：“大仰、太阳二山在九宫山西，为九宫来龙”，也就是说九宫山是大仰、太阳二山的去脉，实际上幕阜山系的龙头在湖北通城县境内的黄龙山，此山与江西修水县、湖南平江县交界，是幕阜山的主脉。只有幕阜山可概括幕阜山脉中包括九宫山在内的所有山，而九宫山不具备概括大仰山、太阳山的资格。有人把牛迹岭说成是九宫山北麓或是九宫山支脉，这是在故意指鹿为马、混淆黑白。
    造假之四：九宫山是历史名山
    通山说者为证明通山九宫山是由来已久的江南名山，任意歪曲和附会史料，如南陈亡国贵族晋安王陈伯恭等兄弟九人入山修了九座宫殿取名九宫山、九宫山在唐代是道教圣地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二十五幕阜洞天和罗公远修炼之洞等（详见刘嗣传《九宫山与道教御制派》一文）。不知这些有何依据？我们看看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北宋《太平御览》卷四十八载：“九宫山：《武昌记》曰：九宫山，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其山晋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宫殿於此山，遂以为名。”通山有人以此为依据，但不要搞错了，南陈和隋朝时武昌称郢州，唐代称鄂州。如果那时已有永兴（隋唐时通山没设县，属永兴县一部分，今阳新县）九宫山，那么它的地理位置是郢州或鄂州的东南方向，距离郢州或鄂州为360里。与《太平御览》所载的“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方向相反且多出二百二十里，这里记载的九宫山显然不是通山九宫山，那它是哪个九宫山呢？还是用通山光绪《九宫山志》来回答：“蒲邑海岳游人张宾相……所著《白莼集》有《登九宫山返同宗景轩留饮》绝句云：(诗略)……此乃襄阳之山，以九宫名者也。……襄阳城西九宫山，高数十仞，上有祖师庙，今呼周公山，未知所指。”恰巧襄阳九宫山在鄂州（今武昌）西北方向，距离鄂州为580里，与《太平御览》记载相同。《太平御览》所记的九宫山应是襄阳九宫山，绝非通山九宫山。
    那通山九宫山在唐代是不是道教圣地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二十五幕阜洞天呢？我们看看唐代遍游天下名山的著名道士、道教学者、书画家司马承祯（公元647——735年）在《洞天福地记》中是如何记载的：“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曰玄真太元天，在鄂州唐年县，属陈真人治之。”宋代的《云笈七签》也是同样的记载。唐代通山属永兴县（今阳新县），通城属唐年县（包括今崇阳县），县治在今通城县境内的樊店。现在跨越湘鄂赣三省的幕阜山脉统称幕阜山，而古代真正叫幕阜山名的是位于湘鄂赣三省接壤的黄龙山下的一个山名，此地是通城南与平江北交界处，大部分在通城境内。据通城、平江县志和黄龙山下《何氏宗谱》记载：幕阜山古名天岳山，三国吴太史慈领兵拒刘表从予磐，扎营幕于山顶，遂改称幕阜。幕阜山因山势雄伟，景色雄奇，而名声远播。历史上曾称夏禹治水至此，葛洪于此登仙。早在唐朝，山上寺观不下百处，并被道家尊崇为三十六洞天的第二十五洞天，名为“元真太元之天”。至今仍有许旌阳炼丹、艾仙人所居洞穴的遗迹可考。幕阜山处吴楚交界，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文人荟萃、名家留迹之处。至今山上留下上百处摩崖石刻，其中有鲁道源刻石“雄霸南天”等，均保存完好。按司马承祯的《洞天福地记》载，通城境内的幕阜山洞在唐代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史料记载得这么清楚，通山有人硬要拉到通山九宫山，是不是太牵强附会了一点？或者说是别有用心！
    唐代著名道仙罗公远是否在通山九宫山修炼？罗公远，又名思远，唐代鄂州人，自幼好道术。《新唐书》、《太平广记》、康熙《武昌府志》等书对此人均有记载。清代抱阳生《甲申朝小记》考证罗公远是武昌通城县人，据《通城县志》和民间传说，罗公远是通城县人，在通城九宫山修炼，其墓至今尚在通城九宫山上。又据通山光绪《九宫山志》记载“通城锡山东北一峰特起，旧传唐道士罗公远修炼处，一名罗公山，亦呼九宫山，上有九宫寺。”目前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罗公远在通山九宫山修炼过，不知通山少数人根据什么？
    据康熙《武昌府志》卷三记载：“通山僻在万山，土地最瘠，……军旅不行，游士不至，故兵兴独少患焉。”既然“游士不至”，何来道教圣地、江南名山？
    造假之五：篡改史料《苍梧兄酉阳杂笔》
    为维护“通山说”篡改史料。湖北大学张国光有一篇《湖北通山李自成墓非伪托辩》的文章，为证明通山《程氏宗谱》的可信性时，引用了顾炎武《明季实录》附《酉阳随笔》中的一句话：“闯贼名自成，一名炎”妄图为李自成一名炎供佐证，下结论，为“延”为“炎”之误铺平道路，以达到将李延冒名顶替为李自成之目的。但据查，顾氏所编《明季实录钞》，书末附录的《苍梧兄酉阳杂笔》与张国光文中所引有很大出入。原文为：“闻贼的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其中，“闻”字被艺术性地润笔为“闯”字，“的”字被删去。这种玩文字游戏的手法虽高明之至，但却不是治史者应抱的严谨态度。

造假之六：《龚氏家谱》
    关于新发现的所谓《龚氏家谱》的真伪问题。1997年3月，《湖北日报》以“《龚氏家谱》新发现，千古谜团可解开——李自成殉难九宫山有新证”为题报道：3月24日，在湖北大学举行的湖北省第四次李自成学术讨论会上传出信息，李自成殉难湖北通山九宫山又发现新证。通山县李自成研究室向讨论会提交的《大顺军东进路线图说》论文称，近日发现的《龚氏家谱》提供新证，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确凿无疑。印制于1923年的《龚氏家谱》上书：“顺治乙酉五月戊子，合剿李自成又名延于小月山下，未报功。”新发现的《龚氏家谱》是否可信？该谱印制时间为1923年，其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不可能有修谱的平静环境，此事姑且不论，此其一也。其二，李自成一名炎，仅在《苍梧兄酉阳杂笔》中提到过，且此书见者甚少，对于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居崇山峻岭之中的龚氏家族来说，知李自成名延且人谱谍记之，是实难使人相信的。如果谱中所记为“合剿李自成于小月山下”，确能使人信服，因李自成、李闯之称名满天下。而知其名延者（假设李自成名延）恐怕只有李自成族人或可知，就是现人，也只是由李自成的“官司”，而从诸多史籍中才好不容易查寻出来的。记为“合剿李自成又名延于小月山下”之举，只能起欲盖弥彰的作用。其三，即或李自成名延已在当时传开，为何《程氏宗谱》不记为剿闯贼李自成又名延于牛迹岭下？而要记为“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呢？事过二百多年后的龚姓修谱难道就弄清了李自成名延么？即或弄清了李的别名，亦应书“炎”字，而不应书“延”字。由此，笔者认为所谓新发现的《龚氏家谱》很可能是伪造的又一“杰作”，其目的是为了印证《程氏宗谱》所记之李延为李自成。据通山政协副主席王致远先生在《李自成东进及殉难通山史证》一文中说。“尤其是《龚氏家谱》，增修于1996年，但此谱发现于距离通山边境七十里（实有70多公里）的修水县马坳村。这是一个小山村，与李自成之事并无牵连。”既然“与李自成之事并无牵连”，却详细记载了李自成殉难一事，岂不是怪事一桩。而且至今没找到1923年的旧谱，不知1996年增修的《龚氏家谱》依据什么？
    马坳村发现的所谓《龚氏家谱》是不是伪造？笔者调查了修水县马坳镇马坳村村长车少华先生，据车村长介绍说：马坳村仅一户龚姓村民叫龚桂田，现已50多岁，她父亲已于1996年去逝，她有一个哥哥，20岁当兵参加工作后一直不在父母身边，她在家里招女婿，她不清楚《龚氏家谱》，要问她哥哥龚霄汉。笔者接着调查采访了曾任修水县工商银行行长，现已退休定居九江的龚霄汉先生，据62岁的龚霄汉先生说：他祖辈从江西抚州迁到修水县马坳只有100多年，他没听说家里有《龚氏家谱》，数年前，修水县龚姓邀他参加重修《龚氏宗谱》，因他的家族与修水县本地龚姓是同姓不同宗，所以他没参加。为了慎重起见，笔者又调查采访了修水县负责《龚氏宗谱》重修的龚良才先生，据龚良才先生说：修水县《龚氏宗谱》续修于1944年，1989年增修，1992年完成，旧谱中没有发现有关李自成殉难的记载。由此可见，马坳村发现1923年续修、1996年增修的《龚氏家谱》中有“顺治乙酉五月戊子，合剿李自成又名延于小月山下，未报功”的记载纯属伪造。
造假之七：《甲申岁戈闯志》
    伪造所谓《甲申岁戈闯志》。通山九宫山李自成生平陈列室内，原陈列书有墨书抄本《甲申岁戈闯志》，正文二十行，约三百六十余字，末署“顺治二年乙酉腊万年掘录”，“民国元年仲秋八世麟安移录”。文中说李自成被乡勇“弩铳击毙”，时为“顺治元年甲申五月癸未日”，但李死于顺治二年，当地人记当地事，不会误为上年。文中清大将“阿济格、多铎”，均为规范化的满文译名，顺治二年是不可能运用的。此文讹处甚多，已为史学界所否认，被定为持“通山说”者摭拾通山县志、程氏宗谱及清人笔记小说串编而成，又假托顺治二年十二月记录的一件伪造作品（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韩长耕、向祥海《关于“甲申岁戈闯志”和新得“野拂墓碑”》）。
    造假之八：李自成马镫
    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在关于李自成墓葬问题的考证函中谈到：“相传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发现一副马镫，上有永昌年号”。这只能证明是大顺军的，不能作为是李自成的。1980年后，通山文化馆将征集到一只有双龙衔珠装饰的铁马镫陈列在闯王陵陈列馆里，对外宣传说上面有永昌年号，并称这是“闯王遗物”，还在《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一书的黑白图片中定为李自成马镫。姚雪垠先生认为：“龙是皇权的象征，除非皇上，没有人敢用双龙衔珠的精七样式装饰马镫，踏在脚下，表示自己的身份。李自成是大顺皇帝，所以这是他的马镫无疑……不管如何，双龙衔珠的装饰就是铁证。”很显然，这个结论非常武断。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不仅仅是皇权的象征，而且是种吉祥物，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用龙装饰的器物多得很（如鄂南的一种瓦棺必塑双龙衔珠，又如通城古代雕花大木床就有龙凤呈祥图案），好龙的叶公多得很。有哪个朝代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才能踏这样的马镫？再说，李自成作为大顺皇帝至少使用铜马镫，怎可能使用一副铁马镫？何况上面并没有永昌年号，这种龙首铁马镫在古玩市场并不少见，怎能证明是李自成的呢？今年，这只铁马镫可能受到质疑或其它原因，已从闯王陵陈列馆撤出。，
    造假之九：李自成佩剑
    据光绪壬午通山《九宫山志》记载：“至今传贼佩剑尚藏山下民家”。又据通山方面1990年新征得一份《白云异略》史料云“李闯剑初为程九伯所得，后易手于程相楚者。传至清为朱汝炎得之，后竟为汝炎之私物”。解放后，此剑收藏者朱型淼害怕受牵连或被无偿没收，一直秘不示人。80年代，通山公安局到高湖、牛迹岭一带追查此剑毫无结果。
    1999年，牛迹岭下的河东朱家原民办老师朱型淼先生因孩子读书需钱，欲转让此剑，当将擦去剑身锈蚀后发现有一行“米脂李延”篆字，随即写信给通山文化局，文化局有关领导看了后持怀疑态度，不愿征收。朱型淼又写信给咸宁市博物馆，馆长黄大建看到信中说有“米脂李延”字，以为是赝品，不予理睬。朱型淼最后又写信给咸宁市文化局，文化局有关领导责成咸宁市博物馆黄大建到通山调查了解一下，黄大建先生到通山看了此剑后认为剑是真的，只値几百元钱，而对“米脂李延”四字仍持怀疑态度。接着黄大建先生走访调查原通山县博物馆退休馆长毛彥斗，毛彥斗先生说《九宫山志》、《白云异略》没有记载此剑有“米脂李延”四字，于是他们认为“米脂李延”是后来改刻的，不予征集。
    2000年8月，通城县古玩爱好者冯某通过通山古玩商得知此剑转让信息后，赴通山购得此剑。经多位专家、行家鉴定，一致认为 “米脂李延”铭文的佩剑是真品无疑。冯某将此剑在《明史研究》第六期作了报道，通山方面得知后，先后两次派公安局干警到通城欲追回此剑，否则拘押冯某，通城政法委和公安局了解情况后，认为冯某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犯罪，拒绝了通山方面的要求。据说通山方面因没追回此剑，而将卖剑人朱型淼拘留，另一中介人也被拘押并罚款2000元，还有一中介人至今不敢回家，通山文化局有关领导因此受到行政处分。既然通山方面认为此剑上的“米脂李延”是后来改刻的，为什么还要两次派公安局干警到通城追回此剑、对售剑者和中介人拘留罚款、处分有关责任人，还采取对策，组织李自成学术研讨会，通过媒体大肆报道“咸宁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的一把古代的宝剑，可能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佩剑”等等。即使这把佩剑上没有“米脂李延”铭文，作为大顺皇帝李自成可能使用这么低档的佩剑吗？
    造假之十：李自成马铃
    据2001年4月《咸宁报》和《楚天都市报》报道：“4月19日，在通山博物馆‘李自成学术研究成果展览’上，首次展出了在通山境内发现的李自成大顺军坐骑所佩饰物——“西安·王”铜马铃，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西安·王”铜马铃系黄铜质地，重约13克，呈扁圆球状，上半部凸铸 “西安”二字，下半部铸有虎头·王形图案，故有“西安·王”铜马铃之称。铜马铃系从通山县黄沙铺镇民间征集得，此马铃的发现，对研究李自成殉难九宫山又增一件珍贵的实物佐证”。这种“西安·王”铜马铃在古玩市场上多见，与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毫不相干。如果说这个重约13克“西安·王”铜马铃是李自成大顺军坐骑所佩饰物，那么通城县发现的重35克“西安.王”铜马铃又是谁的呢？
    还有“大顺皇帝李鸿基之墓”碑、“九代祖考程公华楚老大人墓”碑等等。这些造假，稍作查验，即可识破，但少数专家、学者、媒体、学术机构和文物主管部门不作调查研究，仍信以为真。这些造假之所以有温床，与当今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但与尊重历史、创建文明和协社会和倡导的“八荣八耻”是背道而驰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驳去，造假只能欺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
2006年11月17日
文章转自：http://www.lizicheng.com/

李自成是被通山程九伯打死的吗？
张毅强
    李自成殉难于通城九宫山，《明史》、《绥寇纪略》等公私著述均有详细记载。由于通城县与通山县仅一字之差，均处于湖北鄂东南地区，两县都有九宫山，在顺治二年，通山县程九伯也打死过一个叫李延的大顺军小将领，所以清初少数未作严格考证的公私著述将李自成殉难地点附会到通山县九宫山，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随后，又滋生出了许多传说，但清代至解放初期的310年间，李自成殉难于通城九宫山的结论并未改变。
    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和有关大学的少数学者在未作严格考证的情况下，草率地将李自成殉难地改变到通山县九宫山，笔者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后人的误导。
    我们在考证李自成殉难地时，不能只搜罗对自己有利的史料，而不考虑其史料的真实性、可信度、客观性和全面性。持通山说者认为李自成殉难通山县，其主要根据《荒书》和《烈皇小识》、《通山县志》、《程氏家谱》，那么我们先看看这四件史料是如何记载的，其真实性、可信度如何：
    清初费密著《荒书》记载：“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 。《荒书》在“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句后，写成“己丑春正月”即顺治六年，与《通山县志》记载此事的顺治二年相隔三年多，费密又把所谓李自成当时用的剑说成是刀，且内容多不合情理，显系道听途说和虚构，参考价值不大。
    文秉《烈皇小识》卷八记载：“三桂复以清兵掠陕西，逆成尽出锐卒迎战，大败，刘宗敏、田见秀等皆死，逆城（成）乃弃西安，由商雒入郧、襄，渡江趋武昌，逆成屡败，之后每行军，大队在前，己率数十骑在后。一夕，大风飞沙，对面不相睹，逆成同行二十八骑趋通山，登九宫山，乡兵遇之，乱刃交加，遂剁逆成于马下”。《烈皇小识》说李自“城（成）乃弃西安”前“刘宗敏、田见秀等皆死 ”，显然与史实不符。刘宗敏是顺治二年四月下旬与清军在武昌之战中负伤被俘后被害的。田见秀等是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在通城九宫山殉难后，由通城入湖南，被南明总督何腾蛟招抚。八月，田见秀等又接受湖广总督佟岱的招抚（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田见秀、吴汝义八月十二日给佟岱（即佟养和）的禀帖），十二月，田见秀、吴汝义与李过合营反清。顺治三年二月初四日，田见秀等被清军打败后率所部五千人投降。四月初三日，清庭以田见秀、张鼐、吴汝义等系“穷而来归，降叛反复者”，命勒克德浑悉杀之。①文秉在记载刘宗敏、田见秀、李自成三个人的死时死地上，已知两人记错，所以说《烈皇小识》的记载也不太可信。　
    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幸国朝王师荡除，百姓如解倒悬，渐复故土，至秋冬复”。（卷八 杂志 灾异）“ 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卷五  人物 武勋）。
    通山《程氏宗谱》记载：“安思，恭达三子，字九伯，号南枝……顺治元年甲申（编者注：此处应为顺治二年）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札委德安府经历。后选陕西西安府守备，未赴任而逝……”
    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和民国二十五年续修的通山《程氏宗谱》系当地人记当地事，内容比较真实可靠。又据《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有“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误，但也证明程九伯确因剿闯贼李延有功，得到了清政府的奖赏。
    李自成殉难的时间、地点只能有一个。史料表明，李自成殉难于顺治二年五月中上旬，殉难地点是九宫山。而持通山说者认为李自成是被通山程九伯打死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五月上旬，地点是九宫山北麓牛迹岭，但康熙四年《通山县志》《程氏宗谱》分别记载陈九伯打死的是“贼首”和“李延”，没有说是李自成；打死“贼首” “李延”的地点分别为“小源口”和“牛迹岭”，没有说是九宫山；也没有记载打死“贼首” “李延”的时间是五月上旬或更具体的时间。那么，程九伯打死的李延是不是李自成？ 打死李延的时间和地点与李自成殉难的时间和地点是否符合？笔者对此提出三点质疑，结合各种史料谈一些看法，还望有关专家对此能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
    一、李延是李自成吗？
    1、《程氏宗谱》明明记载程九伯打死的是李延，而持通山说者硬要说李延就是李自成。迄今为止，未见任何公私著述记载李自成一名为李延，只有顾炎武的《明季实录》所附的《酉阳随笔》中说“闻贼的名自成，一名炎”。这里只是一个“闻”字，并非秉笔有据，且是孤证。而持通山说者巧妙地改成“闯贼的名自成，一名炎”，并说“‘延’既与‘炎’同音，故‘延’是‘炎’之误”，②如果说《程氏宗谱》的“延”与“炎”确是同音之误，那么以下几处史料中的“李延”也都是“李炎”之误吗？
    通城县《彭城堂金氏宗谱》康熙丙申谱序记载的“……李延、李自成流寇猖狂，其烧毁居民也不殊秦火之虐焰，凡吾族之谱牒与必谅公之绣衣、诰敕，藏于金轮寺之天棚者，尽为煨烬” 。
    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通山高湖举人谢廷树诗中的“天剿李延贼，凶魂乃帝催；仙子烧舟去，孽骨污龚溪” 。
    《通山县志》记载的“九宫山北有李延墓”。
    另据持通山说者在文中记述：“1982年3月，县文管所同志调查反映，说在1950年以前，九宫山九一宫前曾竖有一块‘李延碑志’，1959年扩修云中湖水库时将此碑砌筑了水库大坝。据找到当时参加施工的民工回忆，约略记得‘李延碑志’和‘顺治丙戌岁仲冬吉旦立’十来个字，殊为可惜”。③
    2、如果程九伯打死的李延确是李自成，又 “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这是一件功盖于世、震惊朝野的大事，但湖广总督佟岱（即佟养和，也就是《程氏宗谱》所说的“本省督宪军门佟”）在“顺治二年十月初十日到”达北京的《为恭报地方情形仰乞圣鉴事揭帖》中说:“闰六月十三日招得李自成下副将王复远银印一颗，兵八千，解散为民三千，见在五千。七月初九日……差都司王自成持书并告示，招光山伯刘体纯报马步官兵三万，磁侯刘芳亮报马步官兵一万，义侯张鼐系李自成干儿子，总兵郝播旗报马步官兵四万，总兵刘体统报马步官兵二万。差将领刘秉义系光山伯侄儿、胡登先、朱国珍三官到职投顺……其侯、伯、总兵俟与地方安插兵马完日方来见。初十日差官王自成招副将王进才、牛万才。后于八月初五日王进才带领参将十员、游击三十一员、都司四十一员、守备五十三员，千总十六员，马步兵七万六千名，……牛方才带领参将七员，游击一员，都司五员，守备五员，马步兵四千二百五十名……，八月十四日招李自成下泽侯田见秀，报马步兵七千，太平伯吴汝义报马步兵二万，差游击丘士通前来投顺，……十七日差官王成招李自成下绵侯袁宗第，报马步兵三干。以上共招过侯四员、伯二员，总兵二员、副将三员，官兵二十二万四千零五十名。” ④其中只字未提程九伯将打死李自成的“贼首、珠盔、龙袍” 献给他一事，总督佟岱也没有专门揭帖向多尔衮奏报此事。可以说总督佟岱、英王阿济格根本没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级为验，多尔衮因此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班师即将进京的阿济格大加谯责，说：“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妄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尔等之意特以奉命剿除流寇，如不称流寇已灭，李自成已死，则难以班师，故行欺诈尔” 。佟岱是英王阿济格的心腹，佟岱的总督一职是英王阿济格班师回京之前委任的，如果总督佟岱确实得到程九伯献的李自成首级，怎可能使阿济格遭受多尔衮训斥、饱受委屈呢？
    不难看出，程九伯献的“贼首、珠盔、龙袍”，只是一个连“副将”官衔都够不上的大顺军小将领，在总督佟岱的《揭帖》中不值得记载。但总督佟岱嘉其勇略，在德安府衙门还是赏了程九伯一个正八品经历芝麻官。
    3，李自成的侄辈都是以单名和“辶”部和“廴”取名。李宝忠（自成家族）著《永昌演义》中列举李自成众多侄辈中有李过、李通、李遵、李迪、李暹等。此书虽是文学作品，但李宝忠没有必要去杜撰这些名字，李自成侄辈取单名的规律与在通山被程九伯打死的李延也是单名并非巧合。而李自成除另有名为鸿基、自晟外，再无他名，更不可能取一个侄辈用的单名—李延。
    4、“米脂李延”佩剑（见图1）的发现有力证明程九伯打死的是李延不是李自成。据光绪壬午通山《九宫山志》记载：“至今传贼佩剑尚藏山下民家”。又据通山方面1990年新征得一份《白云异略》史料云“李闯剑初为程九伯所得，后易手于程相楚者。传至清为朱汝炎得之，后竟为汝炎之私物”。⑤解放后，此剑收藏者朱型淼害怕受牵连和被无偿没收，一直秘不示人。80年代，通山公安局到高湖、牛迹岭一带追查此剑毫无结果。
    改革开放后，古玩市场逐渐开放， 1999年，牛迹岭下的河东朱家原民办老师朱型淼先生因孩子读书需钱，欲转让此剑，当将擦去剑身锈蚀后发现有一行“米脂李延”篆字，随即写信给通山文化局，文化局有关领导看了后持怀疑态度，不愿征收，据说还在朱某的信上作了 “自行处理”批示。朱型淼又写信给咸宁市博物馆，馆长黄大建看到信中说有“米脂李延”字，以为是赝品，不予理睬。朱型淼最后又写信给咸宁市文化局，文化局有关领导责成咸宁市博物馆黄大建到通山调查了解一下，黄大建先生到通山看了此剑后认为剑是真的，只値几百元钱，而对“米脂李延”四字仍持怀疑态度。接着黄大建先生走访调查原通山县博物馆退休馆长毛彥斗，毛彥斗先生说《九宫山志》、《白云异略》没有记载此剑有“米脂李延”四字，于是他们认为“米脂李延”是后来改刻的，不予征集。
    2000年8月，通城县古玩爱好者冯某通过通山古玩商得知此剑转让信息后，赴通山购得此剑。经多位专家、行家鉴定，一致认为 “米脂李延”铭文的佩剑是真品无疑。冯某将此剑在《明史研究》第六期作了报道，通山方面得知后，先后两次派公安局干警到通城欲追回此剑，否则拘押冯某，通城政法委和公安局了解情况后，认为冯某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犯罪，拒绝了通山方面的要求。据说通山方面因没追回此剑，而将卖剑人朱型淼拘押，因朱型淼先生保存有通山文化局有关领导“自行处理”批示的信函，不久被释放，才免遭囹圄之苦，但通山文化局有关领导因此受到行政处分。事后，通山方面又采取对策，组织李自成学术研讨会，通过媒体大肆报道“咸宁民间收藏爱好者收藏的一把古代的宝剑，可能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佩剑”等等。⑥
       可能有人会对此剑是否真品表示怀疑，笔者认为，如果此剑是赝品，那么，1956年《历史教学》编辑部把李自成殉难地从通城改变到通山时，作为佐证之一的此剑，现在就会失去依据；如果此剑是真品，显然不是李自成的，其理由是：
       第一，此剑上的铭文是“米脂李延”，而李自成一名为李鸿基，没有李延一名，当初程九伯之所以确定打死的是李延，此剑就是作为依据之一。尽管顺治十八年上任的通山县令任仲麟、《湖广通志》、费密的《荒书》和后来的少数公私著述以及当地的传说都附会程九伯打死的是李自成，但民国二十五年续修的通山《程氏宗谱》，仍记载他们的老祖宗程九伯打死的是李延，没记载是李自成，他们根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把刻有“米脂李延”的宝剑与他们的家谱一同传承至今，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

有人会认为“米脂李延” 可能系后人伪刻，笔者认为可能性极小，一是此剑在当时虽说普通，但流传至今已相当稀少，何况此剑又出自高湖乡牛迹岭下现所谓的“闯王陵”附近的河东朱家，这里只有朱、程二姓居住，而且此剑传承有序，来源可靠；二是朱氏后人如果在此剑上作伪，刻个“李自成”、 或 “李鸿基” 、或  “米脂自成” 、或“米脂鸿基”更具有欺骗性，更好出手卖个善价。再说通山当地传说已把程九伯打死的李延附会成了李自成，朱氏后人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反而伪刻个“米脂李延”有悖于当地传说，以致转让给通山、咸宁有关文化部门时，他们都以为是赝品，不愿征集。另一种不愿征收的原因可能是“米脂李延” 佩剑对通山方面是一个极为不利的证据，有意让它湮灭于民间， 这与1959年将“李延碑志”用来砌筑云中湖水库大坝，让它永远埋灭于地下一样愚昧无知。
    第二，“米脂李延”剑的档次显然不符合大顺皇帝李自成的身份。目前传世的明、清、民国佩剑，精粗档次不一，有的制作相当精致，这与持剑人的身份有关，在剑身上刻有持剑人的姓名也比较常见。
    “米脂李延” 铭文剑仅长75厘米，剑鞘为木制，上包铜鞘箍，制作工艺简单、普通，“米脂李延”铭文生拙，不如大多数传世的明清宝剑制作工艺精美（见图3）。此里可与太平天国英王李秀成的宝剑作对比研究（见图2），李秀成佩剑在1864年3月为“常胜军”统领英国人戈登劫夺，后带回英国，1962年，由英国历史学家柯文南先生送还我国，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李秀成佩剑下方刻有“李秀成”三字，剑长84厘米，剑鞘为楠竹制，剑柄包银，剑鞘包银箍，银上面精雕龙、凤、鹤、鹿、鹊、梅等案，银表面均鎏金，更显得富丽堂皇。“米脂李延”铭文剑与之相比档次太低，作为大顺军一般小将领佩带尚可，而作为大顺皇帝李自成佩带显然不符。
    从以上史料和传世文物有力证明，李延不是李自成，李延只是李自成的族侄。而持“通山说”的专家、学者硬把李延说成是李自成，这与“石门说”者硬把奉天玉和尚说成是李自成的荒谬又有什么两样？
    二、程九伯打死李延的地点是九宫山吗？
    据通山《程氏宗谱》记载：程九伯“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 从实地考察，牛迹岭属大仰山，不属九宫山。大仰山与九宫山之间还隔着大阳山，大仰山比九宫山要大，大阳山比九宫山要高。牛迹岭到九宫山脚下有四十多里，到九宫山顶有八十多里。大仰山、太阳山、九宫山是幕阜山中段山脉中并列的三座大山，同治《通山县志》所载“通山县总图”也标得很清楚，各山的范围都很明确，“九宫山在县东南九十里”、“太阳山在县东南九十里，高数千仞，绝顶可观日之出没，如泰岳之日故名”、“大仰山在县南九十里”。光绪通山《九宫山志》也说得很清楚：“大仰、太阳二山在九宫山西，为九宫来龙”，也就是说九宫山是大仰、太阳二山的去脉，实际上幕阜山的龙头在湖北通城县境内的黄龙山，此山与江西修水县、湖南平江县交界，是幕阜山的主脉。只有幕阜山可概括幕阜山脉中包括九宫山在内的所有山，而九宫山不具备概括大仰山、太阳山的资格。有人把牛迹岭说成是九宫山北麓或是九宫山支脉，这是在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目的是想把程九伯打死李延的地点附会到九宫山。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是根据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负责追剿李自成的清军统帅阿济格给各自朝庭的奏疏，而他们得到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消息是来自所抚所降的大顺军将卒之口，可以说这是准确的、无可置疑的，但九宫山属于那县，何腾蛟和阿济格在奏疏中均未说明，只能根据李自成主力进军路线和其它可靠史料来判断。
    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编者按：应指武昌县）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编者按：即张鼐，系李自成义子）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编者按：这里将刘体纯错为刘体仁）、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编者按：即张鼐，系李自成义子）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
    其中刘体纯、王进才是从通城进入湘阴和巴陵县新墙镇一带的。乾隆八年《平江县志》载“五月，其酋刘体纯自武昌入县之北乡。” 平江北乡（即现在的灯塔）与通城交界，从武昌入平江之北乡必从通城九岭通过。康熙二十四年《巴陵县志》载“王进才则由崇阳走巴陵，集兵凡数十万，遍布村野。” 巴陵（即今岳阳县）与通城交界，由崇阳走巴陵县新墙镇须通过通城雁门关进入。刘体纯、王进才等“众口同辞”说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应是指通城九宫山，而不是通山九宫山，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刘体纯、王进才、张鼐等重要将领到过通山九宫山。
    阿济格在闰六月初四日给多尔衮的奏疏中说李自成“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这里的“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应是来自大顺军白旺部将王体中、王得仁之口。王体中是在湖广兴国州得知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后，杀死主将白旺，率所部五、六万人归附江西降清明将金声桓的。??
    何腾蛟部兵科都给事中司，崇阳县人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说：“闯逆授首，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率士痛愤，于兹稍快”。这条记载被通山说者当作李自成死于通山的证据，但恰恰相反，《三湘从事录》、《崇阳县志》、通城《京兆堂黎氏宗谱》记载是：楚督何腾蛟由崇阳走长沙、图恢复，督令赴援。隆武元年乙酉十月既望，崇邑诸生蒙正发与叔父上和诸同志，拥邑令李方曾起勇来就。清军从连河岭入崇，上和被擒不屈死，正发妻方氏死之。蒙正发同李方曾、孙嗣济夜走邑西摩旗峰，三日不得食，黑夜走通城，匿黎时生家（编者按：时生家在大坪乡涞苏畈，距通城九宫山20公里），黎时生举家赀授何助军饷。蒙正发、李方曾、孙嗣济、黎时生等间道由通城达长沙投督师何腾蛟行营。没有史料说蒙正发到过通山，那么蒙正发说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应是指通城九宫山。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说“营内有臣晋豫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应是出自崇阳县令李方曾、举人蒙正发、孙嗣济、通城黎时生等人之口。
    既然程九伯打死李延的地点是牛迹岭不是九宫山，何腾蛟、阿济格和蒙正发又没有指出九宫山属通山县，那么通山说者的“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不知根据什么？
    三、程九伯打死李延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五月上间吗？
    程九伯打死的李延的具体时间《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没有记载，现在通山说者根据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 记载，确定程九伯打死的李延（也就是所谓李自成）的时间是五月上旬。这个时间是否准确，笔者从《通山县志》和《程氏宗谱》中无法找到。但《程氏宗谱》载有程九伯“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督宪军门佟（即湖广总督佟岱）”，那我们查查这个佟岱在这时是否担任湖广总督？根据佟岱（也称梅勒章京佟岱、佟养和、佟代、屯代）在“顺治二年十月初十日到”达北京的“八省总督佟揭为恭报地方情形事”中，叙述他是“七月初七日抵武昌，十五日上任”湖广总督一职。由此可知，佟岱在五月上旬至七月上旬，没有担任湖广总督一职，据《清史稿·佟岱传》载：“佟岱，汉军正蓝旗人……顺治元年，从克太原。二年，从讨李自成，师自陕西徇湖广，遂下江南。与总兵金声桓驻守九江，定南康、南昌、瑞州、袁州诸府，以所俘获奏闻。因疏言：‘故明锺祥王慈若等衰残废弃，或存其馀喘，彰我朝浩荡之仁。’得旨：‘故明诸王赴京朝见。’旋令摄湖广总督。三年，还京，授兵部侍郎。”这时佟岱还在江西与总兵金声桓一同征战。如果在此七月十五日之前程九伯“献贼首、珠盔、龙袍于本省督宪军门佟”纯属子虚乌有；有通山者说“直至8月清廷对通山实施管辖之后，程九伯才将李自成的首级、珠盔、龙袍等物拿到省督宪处报功。”⑦
    如果程九伯将五月上旬打死李延的首级，等到湖广总督佟岱七月“十五日上任”以后再献，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经过顺治二年旧历五月、六月、润六月至七月十五日的三个多月，南方正值高温酷暑季节，那时又没有冰箱、冰柜，“贼首”能保存那么久吗？程九伯只能献一个骷髅“贼首”，总督佟岱和“素识自成者”还能辨别出这个骷髅“贼首”是李自成吗？如果佟岱从程九伯献的“珠盔、龙袍”或其它物品能确认为李自成，那么，为什么这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总督佟岱在“揭为恭报地方情形事”中却只字未提？再说顺治二年七月之前的五月、六月、润六月通山还在万余大顺军的控制之下，程九伯为了请功领赏，真的不要命了吗？如果程九伯真的在五月上旬打死了大顺皇帝李自成，大顺军在控制通山三个月的时间里却没有报复，程九伯及其帮凶在高湖、牛迹岭一带均安然无恙。有位持通山者也不得不说“在我所经眼的的其他有关史料中，亦未见到有牛迹岭、高湖一带遭兵燹的任何记载”。⑧另据《瑞昌县志》云： “徐守励……闯贼寇九江，励奉檄招勇，仗义追之，后寇蜂至复仇，御于化邑之洗心桥。寇众勇寡，救援未及，被寇焚死。”这个徐守励仅率乡勇追击大顺军，就遭到大顺军报复被焚死，而程九伯及其帮凶打死了大顺皇帝李自成，却没遭到大顺军报复；如果程九伯打死的李延真的是李自成，对清朝来说是功盖于世的大事，但总督佟岱仅在德安府衙门赏程九伯一个八品‘经历’芝麻官，这些均符合常理吗？
    李自成死于何时？我们可从一些史料中综合分析。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载“自成死，旺军乱，体中乘便刺杀旺，挟其众降与金声桓同定江西。” 吴伟业没说明李自成死的日期， 但据徐世溥《江变纪略》谓王体中于顺治二年“六月四日”和金声桓同驻九江。在此之前王体中、王得仁率所部大顺军还要从湖广兴国州行军200多里至九江，他们降金声桓当在五月底。王体中得知李自成死讯和刺杀白旺还需一个过程，根据这样推算李自成死当在五月中上旬。又据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中说，李自成“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腾蛟乃知。” 阿济格于顺治二年润六月初四日（到达北京的时间）给多尔衮的奏疏中说李自成“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由此可知，阿济格在润六月初四日之前已知李自成死讯，就是按阿济格上奏疏的时间，李自成死的时间最迟也不会在润六月初四日以后，那么程九伯在七月以后打死的李延肯定不是李自成。
    史料表明，李自成是顺治二年乙酉五月上旬殉难于通城九宫山，而程九伯打死李延的时间，是总督佟岱于顺治二年七月十五日上任到十一月离任这四个月之内，或是清军在顺治二年七月至秋冬占领通山之际，地点是牛迹岭。李延是大顺军的一位下级将领，李自成的族侄。现在定论说“李自成是被通山程九伯打死的，时间是顺治二年五月上旬，地点是九宫山北麓牛迹岭，”显然与史实不符。

2006年5月1日
注释
①《清世祖实录》卷二六
②《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张国光李悔吾《再论李自成在湖北抗清禾牺牲的经过及其墓葬问题》
③⑤《咸宁热线·李自成归宿研究专辑》单长江《李自成殉难通山与隐居石门考辨》
④《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九页、《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九0页《八省总督佟揭为恭报地方情形事》。
⑥《湖北日报》2005年4月12日“荆楚各地”
⑦《咸宁热线·李自成归宿研究专辑》朱封金  陈真 《李自成“石门出家”查无实据》
⑧《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史证》童恩翼《关于李自成之死》

37# 警钟
辛苦了！:handshake
这些资料都来自历史学者，非常有历史学术价值，待细读品味，谢谢！